2007年我国法制建设中毫无争议的最为重大的事件就是颁布《物权法》。该法已经在2007年10月1日生效。即使在该法生效之前，各地都出现了民众率先使用这个法律保护自己财产权利的重大案件；^[1]而物权法颁布之后各地又争先恐后地出现了民众利用法律维护自己权利的“物权法第一案”。该法颁布后，也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2]所以物权法的制定得到了政府和人民普遍的拥护。但是恰恰就是这个深得人心的法律，在制定过程中却发生了极大的争议，其中最主要的争议，就是物权法关于如何规定私有所有权的不同看法。回顾这一立法过程，本文作者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在这一问题上，物权法的制定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从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课题组向中央立法机关提出制定物权法的研究报告、此后国家立法机关委托学者编制物权法的建议稿为开始，到2007年3月16日该法获得通过，它的制定过程经历了13年。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法审议了8次，立法机构进行的各项调研活动、听证会、论证会有上百次；而法学界自己召开的立法学术研讨会也有百余次。围绕着该法的制定，在我国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论，其中有关所有权尤其是私有所有权的争议，被认为是涉及重大的政治方向性质的争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一部法律制定耗费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大的精力，也没有发生过如此强烈的争论，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了过去长久以来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意识形态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意识形态的不同观点，并且这个问题也涉及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计民生的核心方面。2007年3月16日物权法能够以高票获得通过的事实，也说明了我国执政党、我国立法者和理论界绝大多数人坚持物权法所代表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的决心。

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我国社会曾经发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对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学术界公认的对我国社会前两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前后，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思想争论。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的指示是绝对真理，执政党和政府的任何政策的制定与贯彻，都必须完全彻底地遵照毛泽东的既定方针。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实践检验真理，不能将毛泽东的全部言行神秘化绝对化，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应该以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为标准。这一场思想争论对于我国社会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被公认后，才有了我国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第二次思想解放，发生在1992年，是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争论。改革开放后关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宪法曾经有过几种不同的性质定义：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被定义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后到90年代时期，又恢复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说明社会对于经济体制这一关键的思想，基本上倒退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在这个历史进退的关键时刻，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大胆地提出，我国应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虽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证明，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真正的强国富民之路，我国国家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人民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和物质财富，但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在当时也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是完全不相容的，长期以来我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是采取批评态度的。因此，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提出了根本性的重大创新，实践证明，这一思想是非常正确的。

这两次对我国社会发生根本影响的思想大解放，不论是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角度看，还是从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实践效果看，其成就无疑是可以彪炳史册的。我国能够从三十年前的贫穷落后的局面发展成为当前世界公认的初步发达国家，人民能够从改革开放中获得巨大的物质实惠和相当的政治权利，首先应该归功于这两次思想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