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从试点向全面铺开转变的新阶段。虽然两年多的改革试点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而《决定》也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框架，但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全面推进这项改革仍面临不少难点，可以说，文化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一场“攻坚战”。在“十一五”期间，如果不能尽快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突破这些难点，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新型文化体制的基本框架，将会贻误中国文化发展的有利时机。概括起来，目前文化体制改革主要面临五大难点。

一 传媒体制改革如何正确处理公共性与产业化的关系？

目前，文化体制改革遇到的难点，从产业领域看主要集中在传媒领域。在其他方面，如电影、音像、演艺、会展、艺术品经营等领域，由于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国家已经允许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甚至在某些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对国有文化单位通过参股、控股进行重组改造。但在传媒领域，无论是2005年国务院的10号文还是中央的14号文都明确规定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仍继续保持事业体制。2006年8月5日中办和国办联合下发的《“十一五”时期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仍然把广播电视和报业界定为“新闻事业”，避开了敏感的传媒产业用语。目前已经组建的几十家传媒集团是我国文化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大多还是按照“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在运行。对于这种过渡性的、很不规范的、缺乏法律依据的事业集团体制形态如何进一步改革，各方面的认识还不一致。分歧的焦点是对传媒的公共性和产业化的关系认识有所不同。因此，需要在理论上对传媒的性质和特点进行深入分析。

现代传媒的频道、频率、刊号和卫星资源，是国家的公共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因此，要充分发挥传媒在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稳定，以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信息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就必须由国家对传媒的所有权实行垄断，这是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处于转型期的国情所决定的。

如何正确认识、处理传媒的公共性和产业化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现代传媒作为国家的战略性资源，是公认的“社会公器”，具有很强的公共性，但同时又具有产业化的特性，能够通过市场化、产业化运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已被国际经验所证明。在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传媒作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具有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性质的媒体不能进行产业化经营外，就绝大多数作为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性质的媒体而言，其公共性和产业化几乎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不可分割。单纯强调传媒的公共性，强调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和社会效益，而忽视其产业特性是片面的；把传媒等同于一般商品，强调其产业特征和经济效益，而忽视其公共性和社会责任也是不可取的。问题在于，在国家对传媒的所有权实行垄断的前提下，如何根据传媒的性质和特点来科学、合理地安排其经营权的委托代理模式，使之既充分发挥“社会公器”的重要作用，同时又通过市场化、产业化运作得到迅速发展壮大，是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新课题。

就绝大多数作为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性质的媒体而言，其公共性的强弱也有所不同，在市场准入、体制模式等方面应该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推进改革。比如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这些媒体承担了较多的公共职能和社会责任，公共性比较强一些；而科技、财经、生活、娱乐、教辅类媒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具个性化和私人性质，公共性相对弱一些。对于这类更具个性化、产业化特点的媒体，是否可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实行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经济结构，值得深入研究。

近几年来，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过程中，一些传媒集团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在创新发展模式、体制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传媒集团改革创新的具体途径和发展模式已初现端倪，逐步清晰。如上海文广集团通过广泛联合，打造跨地区、跨行业的综合性传媒集团，培育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