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6日，美国商务部的国家电信与信息执行局（NTIA）公布了一份题为《数字化国家：21世纪美国互联网宽带普及与发展》^[1]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公布，截至2009年10月，美国家庭的宽带网普及率已经增长至64%，并宣称美国政府将投入72亿美元的宽带刺激基金，确保美国实现宽带互联网的使用普及，以改变目前美国宽带的普及率与平均速度都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状况。与此同时，联邦通信委员会透露了美国的国家宽带规划，即在2020年前实现1亿美国家庭享受到速度达到每秒100MB的超高速互联网连接服务。

NTIA报告的发布，意味着奥巴马政府试图向世界表明，美国不仅将继续通过实施弥合“数字鸿沟”的公共政策，保持互联网应用与普及的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力图通过将经济刺激资金投入到宽带等新技术领域的国家发展战略，尤其“在超高速宽带领域领先于全世界任何地方”，从而使美国在21世纪保持在网络高科技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与控制地位。

一 从“知识沟”到“数字鸿沟”：新经济与新问题

一般认为，“数字鸿沟”是指互联网等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或数字新媒体的普及与应用在一个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的差距。当人们急切地向信息社会迈进时，“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成为世界各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1995年夏，美国政府商务部国家电信与信息管理局发布了题为《在网络中落伍：关于美国城乡信息贫困者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首次披露的对美国人电话、计算机和互联网使用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社会中，不同地区、不同收入、不同年龄、不同种族、不同受教育程度者之间存在着“分享信息高速公路利益”的差距。^[2]NTIA这份政府调查报告的公布，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美国社会对“数字鸿沟”的广泛关注，并给美国社会敲响了警钟，美国虽然在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同样面临着“数字鸿沟”这一发展屏障的严峻挑战。

1.“知识沟”、“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

其实，早在NTIA的这些调查报告问世之前，“数字鸿沟”问题就已经为美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政治家所关注。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信息富人”（The Information-haves）与“信息穷人”（The Information Have-nots）的概念。前者指那些因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在获取信息资源方面较具有优势的人，后者则与之相反，指那些在获取信息资源方面处于劣势，同时在经济上也处于贫穷状况中的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政府制定政策时也忽略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这样的信息革命将是奴役人民而不是服务于人民”，“与其说计算机革命创造了一个新未来，不如说是现代信息技术邀请公众来参与一个充满吸引力但面纱下藏着权力的仪式”。^[3]美国著名的批判派传播学者Herbert Schiller也质疑：“对于新的信息技术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在谁的控制下运用并对谁有利？”^[4]由此，美国学者一般认为，现在所用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这一概念即是“知识沟”以及“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内涵的延伸。

美国中小学生的计算机使用问题也引发了美国政界对缩小“数字鸿沟”的关注。1983年，来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Frank Lautenberg发现，美国一些富人区的学校有钱为学生们提供计算机学习，而穷人区的学生们则没有这样接触计算机的机会。为此，他在国会提醒议员们，“计算机将创造一个新的穷人阶层——不能接触与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人们”，并希望国会拨款使州立学校的学生们能够获得计算机培训，并把其中一半拨给穷人区的学校。与此同时，众议员Timothy Wirth也提出了同样的议案，要求国会提供资金在10年内缩小美国大、中、小学接受计算机教育的“鸿沟”。^[5]

2.新经济与“数字鸿沟”

20世纪末期时，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开始复苏至2000年12月持续增长了117个月，成为美国历史上自1854年发生经济周期波动以来最长的扩张期。为此，1996年《商业周刊》率先提出美国进入了“新经济”时代。该刊的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戴尔是最早提出“新经济”论点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新经济已出现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经济的全球化，第二种趋势是信息技术革命高涨以及大量风险投资的介入。^[6]

进入新经济时代的美国，生产力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在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波助澜下，赋予美国新经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