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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业依法监管理论与实践 中国银行业依法监管前瞻

    作者:黄毅 出版时间:2007年05月
    摘要:本文是对中国银行业依法监管发展的前瞻分析。发展态势包括银行监管立法将愈益体现现代法的价值取向和行政法治精神;银行监管法律与规则体系对监管关系的调整将趋于谦抑;银行监管立法中公众参与和透明度建设将呈现法治化态势;银行监管问责制将得以构建并在监管法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等十个方面。

    中国银行业依法监管虽然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诸多制度性成就,但较之银行监管法治目标的实现,较之银行业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要求,较之国际范围内银行监管的良好做法,中国银行监管还有一定的距离,必须进一步改进和推进依法监管事业。瞻望未来,应对新形势,我们认为,中国银行业依法监管将整体上呈现出下列十个方面的发展态势。

    一 银行监管立法将愈益体现现代法的价值取向和行政法治精神

    人权、自由、平等、安全和秩序等是现代法的基本价值所在,是现代国家立法的指引和导向。没有或缺失这些核心价值的法律,不会被人们视为良法,也难以得到社会的普遍崇尚和遵循。正如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言:“尽管因社会和救济制度的特定性质不同而引起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我却依然相信,一种完全无视或忽视上述某些价值的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1]不仅如此,在现代成熟的法律规则体系中,这些基本价值在总体上应当是均衡并重的;它们不应被孤立与排他地作为法律的理想价值目标,而应当相互依存且各居其所。[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银行监管立法和规则制定,虽然整体上日益重视现代法价值和法治精神,但还是存在不少价值取向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随着国家法治进程,适应现代行政法治要求,监管立法中这些对现代法价值取向不明的问题将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对现代法的一种或多种价值的忽视或偏离的情况也将会发生实质性改观。与此同时,中国银行业依法监管,将实现由法制到法治的深刻转型:长时期以来的重规则制定轻规则运行的误区将逐步被消除;银行监管规则将朝着良法目标迈进;银行监管立法将更加体现民众的利益诉求;银行监管规则将进一步获得银行机构和社会大众的尊重;监管规则的执行力将大为提升,整个规则体系有望在监管实践中进一步真实运行。总之,随着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不断推进,社会成员民主法治意识日益增强,中国银行监管必将愈益体现现代法的价值取向和法治精神。

    二 银行监管法律与规则体系对监管关系的调整将趋于谦抑

    法理上所言谦抑,即是指法律与规则的缩减或压缩。银行监管立法的谦抑性,主要包括监管规则调整广度与规制强度的缩减或压缩。具体来说,[3]银行监管立法的谦抑性将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银行监管立法对银行业从业人员的权利与自由的干预将更符合法治要求的比例原则。比例原则的实质在于要求监管方法与目的之间保持均衡,它包含了三个次级原则,即适当性、必要性与衡量性原则。适当性原则要求监管权力的行使应当适合监管目的之实现;必要性原则要求监管权力的行使不得超越实现监管目的所必需的程度;衡量性原则要求监管者行使监管权力时充分衡量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利害关系。随着中国对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保障力度的加强,行政治法极为推崇的比例原则将在银行监管中得到更好的贯彻。(二)银行监管需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监管者不能对银行市场予以不当干预、限制和规制。从世界范围的政府监管发展过程来看,政府实施专门监管,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希望运用监管制度解决市场失灵的结果。但政府监管实践表明,政府干预过度往往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使监管成本远远高于收益,也即出现政府失灵的状况。现代政府监管理论认为,政府是否需要监管和干预,可以经过三个步骤的检验:其一是必须证实市场失灵确已发生;其二是检验政府的潜在监管能否减少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其三是必须证明监管政策的潜在效益足够为可能导致的也许属于无效配置的市场干预开脱责任。[4]中国当前的银行监管仍带有过度干预的痕迹,随着银行市场的发展,银行监管将更好地实现有效监管与放松管制相结合。(三)银行监管将进一步改变监管手段和措施,将更加注意引导银行机构加强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较长时期里,监管机构还没有放弃原来的主要靠行政手段对银行机构予以直接控制的监管方式,市场纪律和银行自律的重要性没有在监管中得到充分体现。当前中国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改革的每一步都将异常艰难,也将付出相当大的改革成本。如何保障商业银行改革取得成功,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治理和业务创新等问题,如何进一步改变监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