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5年10月 |
1985年8月,由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发起,在兰州召开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第一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西部经济发展问题。1986年5月我在《经济日报》(西部版)发表了《建立西部学派,振兴西部经济》一文,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动员令。五年多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GDP持续高速增长,生态环境开始好转,交通电讯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工程开始启动。总之,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良好。
但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应当看到西部经济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诸如: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落后状态仍未得到根本好转,“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有下滑趋势,东西差距不断拉大,人才资金仍在外流,国企改革步履维艰,高新技术发展乏力,法治很不健全,等等。为了综合解决以上问题,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富民强区的战略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西部大开发四年多来,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这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对我们西部来说,这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和科技教育仍相当落后,工业现代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很突出,东西差距日益扩大,特别是农民收入低下;老少边穷地区人民的生活仍很困难,全国2/3以上贫困人口在西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等。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一是力争GDP在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即人均3000多美元;二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三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三大素质;四是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由此可见: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这个目标不仅是一个经济目标,还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
(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
(4)经济目标还应当具体化。
2.坚决调整基本经济制度:压缩国有制,扩大私有制
早在1987年4月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上,我就提出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飞机模式”,即以国有制为主导(好比机头),多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好比机身),各种私有制为“两翼”,并具体量化为3∶4∶3,故又称“343”模式。此论一出,众议哗然,一片反对和批判声,公开支持者仅一人。这种批判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到党的十五大报告后才逐步销声匿迹,因为十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了这一模式的正确性。
但是,我们西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却大大落后于东部:国有制经济仍占60%以上,个别省区达80%,而私有制比重仅占20%左右。我认为,这是西部经济发展滞后、东西差距连续扩大的根本原因。
形成以上东西差距的扩大,除了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以外,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而旧体制之所以严重存在,主要又是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谁要主张缩小国有制比重、扩大私有制比重,就被扣上“私有化”或搞资本主义复辟;谁要采取股份制的组织形式,也认为是搞私有化;谁要搞国有资本重组或兼并破产,则被斥之为“分光卖光”或国有资产流失。就拿我们陕西省来说,1990年代三次国有企业改革的高潮就是被这种“左”的思潮压下去了。为此,我当时提出的一些改革观点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现在应当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3.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信息产业
党的十六大文献首次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为什么说这是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呢?
首先,过去的工业化是从落后的农业经济起步的,是实现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而我国当前的工业化,是在进行了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