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部开发的特殊性与政府的特殊职能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西部所涉及的地域之广、领域之多、文化经济之落后、情况之复杂、生态环境之恶劣等都使得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具有极大的艰巨性。这些也决定了我国要在短期内实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不能走传统的常规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而必须打破常规走出一条市场经济超常规的跳跃式发展道路。

所谓超常规跳跃式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常规的市场经济自然发育和发展过程，依靠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强有力的推动功能，加速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有效性已被西方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的实践和东南亚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奇迹所证实。因此，中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在加快西部市场经济发展中，必须重视政府的作用，强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当然这种政府职能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更区别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式的政府职能，它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强化了的政府职能。

在西部大开发中，西部地区将走政府主导型的超常规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政府不仅是宏观调控者，也是主导者和直接参与者。与一般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相比，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不仅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般经济职能，更要发挥领导和推动西部开发的一系列特殊职能。

1.制度创新职能

西部大开发要求西部地区尽快建立相对应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西部市场发育和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的现状又使得西部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加快西部地区的体制变迁和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西部开发的重要条件。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们对经济体制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只有在体制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经济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体制的变迁。任何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运行和维护都要支出一定的成本，当制度创新者创造出一种新的产权安排和产权结构时，其成本要由创新者和供给者来承担。而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却像其他共用品一样，不能由创新者和供给者独享。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的社会成本和收益与个别成本和收益是不对等的。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使得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个人和群体不会主动进行体制创新和提供制度供给。因此，只有由政府来弥补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加上在西部地区中央政府以及各级政府本来就具有的自然垄断地位，而且掌握着巨大的国有资产，在经济上居于主导地位，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中可以降低成本，从而必然成为西部大开发中制度创新和供给的主体。

西部大开发中，政府要积极地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改革，进一步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加大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改革力度，实行更为灵活，更适应西部市场经济发展，更为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同时，压缩公有经济的比重，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尽快形成市场充分竞争的主体和机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按照政企分开，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的原则，建立与西部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法人财产制度。明确资产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建立、完善和激励、约束相结合的机制。抓紧时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抓大放小，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形成兼并破产、减员增效机制。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为西部战略性大开发构造优化的产业结构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

政府在积极推进西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要加快发展和完善西部的市场体系，迅速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在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以及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实现主要由市场形成要素价格。在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市场机制的同时，政府还要发挥制定和完善市场运行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功能。这对于残缺的市场运行和不规则的西部市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