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法理学研究既有对老问题一如既往的关注，也有对新问题的开拓研究以及对老问题的深化研究；既有对一些基础性理论的研究，也有对现实法律问题特别是法律改革的积极参与以及对具体案件别出心裁的细致分析；既有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进一步批评，也有对一味批判传统的态度以及文化上厚西薄中倾向的批评；既有对法治的进一步论证，也对对法治困境的深入反思；既有学者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开掘天赋权利，也有学者将权利研究延伸到社会和政治层面。总体上看，2003年法理学研究新旧问题俱备，事理分析同在，中西议论并存，其间更多深化与反省。需要更进一步者，在于对社会现实的科学把握，对传统文化的同情了解以及对西方理论的精深研究。

一 关于法理学研究转向

在名称上从“国家与法的理论”到“法学基础理论”再到“法理学”的转变，清楚地表明了建国以来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变化。这些发展变化既与由全球局势变换所带来的在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上的转向相联系，也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学者们又根据全球思潮和中国现实提出了新的法学理论转向。

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法学包括革命与建设两个部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产生于无产阶级没有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还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其主要使命在于批判、解构和破坏旧的国家与法律制度；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则产生于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其主要任务在于建构新的国家和法律制度。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该及时实现从解构到建构、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1]这样一种见解有着广阔的历史背景。如果说，此前有人提出的从“阶级斗争”范式向“权利本位”范式的转变比较适合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那么，这种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则处于更加长远的、世界和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背景之下。

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法理学应该实现从宏大到具体、从粗到细的研究转向。有学者指出，中国法理学总体上还停留在关于法律的“宏大叙事”上，缺乏丝丝入扣、穿针引线的功夫，从更垂青于立法及其相关问题的“宏大叙事”到更关注于司法及其相关问题的“微观实证”是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必然走向。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学在研究范式上应实现四个转向：从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转向；研究内容从本体论向方法论转向；研究价值从单一的阶级意志向价值多元转向；研究方法从整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向。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法理学正在发生从“主义”到“问题”的转向，这是中国法学拨乱反正、完善学科建设的必然，它有利于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改变传统法学中以主义注释理论、用主义说明现实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法学体系，有利于中国法学更好地面对中国现实。^[2]

也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法理话语大致是学术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传统，即日益强调保护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包括个人的隐私和价值偏好。但这种自由主义是不完整的，它喜欢正确的原则和宏大的话语，而对当代法学理论的发展缺少足够的敏感、关怀和好奇，对司法和执法语境缺乏足够关注和理解，对细节不敏感、不注意，缺乏对法律事件的细致分析和勾连，缺乏对事实的关注，而且对如何发展、丰富自由主义法理也毫不关心，表现了很强的教义倾向。当代中国法学理论更需要思想的开放和理论的竞争，需要关注事实，研究真实世界中的法律，而不是意识形态化地固守这种或那种法理教义。^[3]而且，就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趋势来看，中国法学研究必须尽快完成一种知识类型的变革，这就是要鼓励在注重依据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挑战权威，强调知识和理论的创新。而这一点必然主要同一批更为年轻的学者的涌现相联系。^[4]

学者们对中国法理学现状和趋向的上述把握在有些方面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中国法理学的确需要在长期的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思辨路线之外，注入新的包括叙述方法在内的研究方法，倡导从实际出发、从现实问题出发来提出、证实和证伪理论，并通过各种研究和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实现理论创新。

二 关于法律传统与现代化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时兴起的文化运动往往借助于西方文化的观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