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绿色民法典”研究

近现代法律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立法。在生态问题日益紧迫的今天，很多学者从生态主义角度讨论了“绿色民法典”问题。

有学者指出，民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上就埋伏着绿色问题。人与资源关系的高度紧张，是人类社会至今未摆脱的困境。我们可以把“绿色民法典”诠释为“生态主义的民法典”，它以悲观主义的人类未来论为基础，承认资源耗尽的必然性和一定的可避免性，并基于这种确信禁止和限制人类对资源的浪费性使用，从而维持人类的可持续生存。这样的生态主义的民法典的实现可归结为三个途径。其一，主体的途径，减少欲望主体的数量是实现它的最直接方式，如计划生育；其二，客体的途径，如力图减少可由人类自由支配的客体的范围，增加每一项资源被利用的机会等；其三，方式的途径，如在民法典中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原则”等。^[1]另有学者认为，“绿色民法典”是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在不破坏民法根本属性的原则下，探索将“公法支配和公法义务”纳入民事权利体系之中的一种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是产生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只有打破这一权利体系，建立新的权利，才能衡平由于环境问题所产生的巨大利益冲突。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启动私法机制，这有效地防止了“政府失灵”；充分发挥相对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私法在保护环境时以公民及其团体利益为内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机制，利用了人类追求利益、趋利避害的本性。^[2]民法典的“绿化”可以因循如下路径：借鉴越南民法典的经验，在总则中规定民事行为必须符合环境保护的规定的一般条款。明确地为民事行为附加环境保护义务；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引入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通过制定特别法将这些制度中有利于环境资源保护的内容规范化，并从环境资源保护的角度对其作出或限制、或禁止、或鼓励的规定；对现有的民法概念、制度和规范进行有利于环境资源保护的解释。

还有学者从生态与法律的整体关系角度，讨论了民法典对生态问题的应对。提出了如下方案：将未来世代人视为民事主体，以解决代际公平的问题。因为行政权力的短视性、行政权力的出租效应和行政权力的有限性，导致它无法解决环境问题，所以可以规定环保和生态方面的私法义务。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仅可予以行政处罚，还可以未来世代人的名义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承担恢复生态和环境的治理费用。另外，动物有成为法律主体的可能性，可以通过监护制度来弥补动物在行为能力上的欠缺。我国民法典应借鉴《德国民法典》的做法，即我国民法典应把物分为普通的物和动物，对于动物，应适用于关于保护动物（包括普通动物）的特别法。最后，有必要引入独立的环境民事权利——环境人格权。它是人们享有的一种以环境资源的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为基础，在美好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具体包括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宁静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享有自然权等等。^[3]

还有学者认为，应在民法典中规定环境人格权，它是以人的环境利益为内容的人格。对人格概念进行扩展，确立环境人格的概念，将环境利益纳入人格权法的保护范围是完全可能的。中国民法典应当适应环境保护和环境权保护的现实需要，在人格权法编增加保护环境利益的条款，明确环境人格权。同时在民法典中设置“环境人格权”一章，规定环境人格权的具体种类，包括阳光权、宁静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4]

物权法最集中地体现了人与物在法律中的二元对立。有学者指出，“具有责任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把环境看作一系列资源，它们在一定限度内可被人类获取并加以利用，即把自然置于为人类服务的地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表现在准物权制度乃至物权法领域，就是所有权绝对，准物权的义务性弱化等。这些情况已经在现代民法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正，所有权的社会化就是例证之一。但是，如果无条件地赋予动物、植物乃至岩石等无生物以生存权，是不可行的。主体支配客体、主体之间等价交换等民法规则须臾不可放弃，当然，在侵权行为法等领域需要适当地承认某些动物享有特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