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迫切需求，尽快发展和完善作为市场交易基本法的商法的意识在我国日益彰显。2003年，我国颁布《投资基金法》，使得我国商法体系的建设内容更加丰富。在2003年，商法学科研究的重点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一 关于民商关系与我国商事立法模式

关于民商关系与我国商事立法模式问题，一直是民商学者津津乐道又难以定论的课题。尽管主流观点认为，我国实行民商合一制度，商法乃民法之特别法；但是，由于我国至今没有民法典的事实以及我国制定商法典的不可预知性，有关商法独立和民商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依旧见仁见智。有学者在研究商法独立的历史轨迹、商法独立后面临的危机和商法独立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探讨了独立商法的内在本质和外部边界，进而主张，在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法既不应被认为是民法的特别法，也不应将其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应占据独立部门法的地位。^[1]事实上，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在讨论商法的地位时，我们不能拘泥于民商合一或者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而作一般分析，而应该透过这种表面现象，考察商法究竟是否有其独立存在的基础。

至于如何建构我国商事立法模式，长期以来，在归纳概括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体例时，我国学者大都将其区分为“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两种模式。有论文认为，此种概括不仅忽略了英美法系国家的商事立法模式，且即使是只对大陆法系国家商事立法模式的概括，亦欠全面、准确，失之偏颇，且有以讹传讹之嫌。鉴于法典意义上的合一论和分立论都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且都与我国的立法实际不相符合，该论文主张在我国应实行实质商法主义的民商分立，即不以制定独立的商法典作为民商分立的基础，只是要承认商法的相对独立性，要促进我国商法的体系化进程，使之成为一个有特定规范对象和适用范围的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2]

我国颁布了有关海商、公司、票据、保险、证券、信托和投资基金等的单行法，但因为中国欠缺商法传统，更因为学术上仍然争论商法和民法的关系，致使人们无法真正看清楚中国“商法”的边界。商法的范围或者外延到底在哪里，仍然是存在疑问的。有学者这样评论商法：商法的内容是朦胧的，商法的边界是模糊的。在中国20年的法学史上，这样的情况的确少见：一方面我们在念叨着商法，但却不知商法为何物；一方面我们在呼喊着商法的理论和学说，但却说不清商法的概念和范围。面对着古老成熟的民法，商法的位置在哪里？我们教着商法，我们写着商法，我们眼观商法的兴旺和繁荣，我们热衷商法的事业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在怀疑着商法。我们知道它的过去，但我们却说不清它的现在，也看不透它的未来，我们似乎被笼罩在商法的烟雾之中，我们感到难以名状的困惑。^[3]

有学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向全球化、科技化、复杂化方向发展，市场对商法将提出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再不能凭着简陋的商事制度，用民法的基本意识甚至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解决商事问题。”^[4]因此，商法应当有其自成体系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商法的解释和适用应当独立于民法的解释和适用，商事交易应当优先受到商法的规范。

二 关于公司法

公司法始终是商法学者倾注最多热情的领域。2003年，公司法的修改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此外，学者们在借鉴各国公司法领域具有创新性兼具实用性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司法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

1.关于公司法的修改

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我国加入WTO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加快，我国公司法的改革必然同全球范围内的竞争紧密相连。因此，公司法的修订不仅要着眼于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要以加强全球范围内的公司竞争机制为目标。有学者指出，我国公司法改革面临的主题是竞争与发展。我们在审视公司法时，应有一个改革的态度，即从关注对一国范围的适应性转向关注对全球竞争的适应性。修改与完善公司法，必须有改革的精神，不能只采用修补的方式，而应采用改革的精神完善公司法。^[5]至于我国公司法修订与改革之要点，学者们的意见大都集中在重构公司资本制度、充实公司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