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取得了新的成绩。总的特点是，学术著述丰硕，学术活动频繁，学术研究涉及面广泛，产生了一些有理论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不足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提升刑法学研究的水准仍是当前的迫切问题。为此，有必要对刑法学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进行认真的回顾。

一 关于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理论的核心。刑法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主要标志，就是刑事古典学派所倡导的罪刑法定原则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所认可。在刑法学体系中，罪刑法定原则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它是刑法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其他原则得以派生的基础；它是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罪刑法定原则的权力制约精神正是犯罪构成理论的精髓；它是刑罚论的基础，法定的刑罚制度本身就体现了对刑罚权的制约；刑法分则对个罪的规定，正是罪刑法定最原初的含义，通过对刑法罪名的规定限制刑罚权的适用领域。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将罪刑法定确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并取消了刑事类推制度，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对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应当作观念、原则、制度、司法运作等多个层面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讲，立法层面上对罪刑法定的确认，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解决了刑法制度方面的所有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问题是规则与裁量之间的关系，刑法制度的根本就是通过理性的制度科学调整规则与裁量之间的关系。对我国而言，罪刑法定原则是借鉴国外制度的产物。尽管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思想和制度成果，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国际条约、公约的确认，但研究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命运，绝不能脱离我国的刑法传统和法治实践等背景条件。在西方国家，司法权的能动性是其历史的、长期的特色，为制约司法权能动而带来的擅断，采用罪刑法定的要义是用立法权制约司法权，这样一来，在法治传统方面，西方国家刑法既保留了能动的司法，又形成了依靠立法对司法进行制约的格局。可见，西方刑法传统的路径依赖的是立法和司法的二元互动，共同在刑法的制度建设中发挥作用。我国刑法传统是一元化格局，一切刑法制度均来源于立法，且自上而下的刑法规则主宰一切，合理的司法能动一直比较欠缺。我国刑法传统的路径依赖的是凭借立法而进行一元化的制度建设，一元化制度建设的好处是立法规定制度易，但形成实践机制难，立法和司法是“两张皮”。因此，尽管我国刑法立法上认可罪刑法定，但罪刑法定原则所面临的问题即刑法规则与刑法解释的实践问题一直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更为要紧的是，我国刑法学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不准确理解，影响到了刑法的理论建设，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刑法改革。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不准确理解，最根本的是不能准确揭示罪刑法定所包括的主要矛盾及其规律，从而使许多刑法基础性问题纠缠不清。罪刑法定原则所包含的主要矛盾是刑法规则与司法裁量的关系问题，前者是立法，后者是司法；这是一对常态性的矛盾，贯穿整个刑法制度的始终，是任何国家刑法都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刑法学研究的主流仍对此缺乏足够的认知，刑法学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认识表现为两个阶段：①1997年刑法修订前，将类推作为罪刑法定的对立面，将废除类推作为解决罪刑法定问题的唯一重点。但刑事类推制度取消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和作用并未发挥出来。②1997年刑法修订后，普遍满足于罪刑法定原则被纳入立法的成绩，缺乏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深度研究，从对于刑法解释问题的片面认识可看出对罪刑法定原则同样片面的认识。在罪刑法定原则中，刑法立法与刑法解释是一对矛盾。但这里的刑法解释绝不是我国刑法学主流观点所认可的解释。我国主流刑法观点认可的刑法解释有两个层面的要点，一是关于刑法解释权，有论者认为刑法解释的法定主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授权解释主体，此为“一主两翼”的刑法解释格局，并主张坚持、改善和加强“一主两翼”的刑法解释格局。^[1]有论者认为，保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法司法解释权，对指导全国的检察工作是有意义的，并且还可以起到监督、弥补、制约最高人民法院刑法解释的作用。^[2]也有论者认为，最终取消检察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