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刑事诉讼基础理论

（一）关于宪法与刑事诉讼

自从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的王以真教授撰文对美国联邦宪法中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进行介绍以来，宪法与刑事诉讼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但是，长期以来此话题的研究大多流于对国外的理论和制度进行介绍的层面，不涉及中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问题。随着我国法治的发展与政制改革的推进，宪法的完善与宪政问题日益凸显。与此相适应，宪法与刑事诉讼的关系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有论者认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对于包括刑罚权在内的公共权力有约束力，构成了刑罚权的界限，是刑罚权不得肆意侵犯和干涉的领域。要加大对刑罚权的宪法控制，使宪法规范真正作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中，应当加强宪法规范本身的控制，即赋予宪法基本权利直接效力；应赋予刑事诉讼权利以可诉性，对受不当干预的权利以有效救济；应逐渐完善刑事程序基本权利体系，实现刑事程序基本权利宪法化，通过权利得到保障实现宪法和刑事诉讼的良性互动。^[1]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一个重要特质。实现宪政，构建刑事法治程序，必须正确认知刑罚权的权利保障属性，使刑罚权的行使最终归于权利规则之内。^[2]

但是，究竟哪些权利属于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应对哪些刑事程序权利进行规范、宪法对刑事程序权利进行保护的必要限度在哪里、宪法实施机制如何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对于这些问题，却未见有论文或专著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关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

如果说我国民法学界对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热点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关注“现代化”转移到了关注“现代性”，^[3]那么，可以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仍处于关注“现代化”的阶段，而且这种研究才刚刚起步。

有论者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对中国刑事司法现代化的图景作了分析，认为：将中国刑事司法的发展思路置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对现代化渴求的宏观背景下加以检视，将会更深刻地认识到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与中国整体的现代化诉求之间的紧密关联。从社会整体发展来看，中国社会变革的现代化指向成为中国刑事司法法治进程变迁的基本动向；从全球化视角来看，违拗刑事司法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无视人类在某些价值观上达成的共识，也不可能架构刑事司法的现代化图景。中国的刑事司法现代化诉求根植于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进程中，同其他领域的社会变革相同，必然会遭遇传统与现代或者本土与西方之间的价值论争。比如关于沉默权、辩诉交易等具体刑事诉讼制度或者证据规则在中国的引进或者创设问题，无不关涉特定价值纷争。在全球化的、现代整体社会发展的视野下，现代化的刑事司法所应体现的品质有二，一是对人权的尊重，二是对程序正义的强调。处于整个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目前显露出的经济市场化、权力内敛化及社会市民三个变迁趋势，使个人的主体价值及程序的意义在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中日益彰显，中国的发展现状为其刑事司法发展实现理想的现代化图景提供了切实的可能性。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既是本土的也是一种全球的现代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是中国刑事司法实现其现代化图景的最佳参照系。^[4]

还有论者以现代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所涉及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作了研究。该论者认为，从现代化理论来看，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向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转变的历程。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与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之间在程序理念、结构和运作等方面都存在重大的差异：在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中，人权保障理念缺位，缺乏诉讼职能的分化、独立，在程序运作方面，非理性色彩浓厚；而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人权保障优先的诉讼理念，进行了诉讼职能的分化、整合，采用了控辩职能平等和审判职能中立的理性化运作机制。对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显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如认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存在本质的区别；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是一种职权主义诉讼制度；职权主义诉讼制度存在重大结构性缺陷，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应向当事人主义学习。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差，导致了改革目标的错位以及改革路径的错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