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经济1996年实现“软着陆”以来，增长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增长由投资制约转变为需求制约。由于有效需求与居民收入成正比关系，因此，收入增长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统计数据表明，占中国人口64%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1997年以后明显放慢，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形成了日益明显的对比。由于占人口64%的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在过剩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减速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较快，而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再加上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断快速下降，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对社会稳定产生了巨大的潜在压力。实际上，预测2002年的短期经济增长，必须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和存在的问题。因为短期增长仅是长期增长趋势的阶段性结果。城市化是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为了加快经济增长，以便吸收更多人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和人民币币值稳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金融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金融政策效果似乎并不明显。经济理论界在进行政策分析时，将主要视野聚焦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于其他配套政策似乎注意不够。本文将从城市化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并提出加速城市化发展及其与之配套的政策分析。

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国际比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有约5%的人口生活在城镇，9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到1952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年实施人民公社体制，表明中国开始进入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加速积累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所需要的资本，中国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控制政策。通过低价收购农业产品和高价出售工业产品，中国积累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因此，中国的原始工业化资本积累主要来自于农民。

改革开放以前，政府不限制人口生产。受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意识根深蒂固的影响，越是贫穷的地方，人口出生率越高。因此，尽管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很快，不断有农民通过政府的计划安排进入城镇工作，但城市化速度并不快。到1978年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中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48.2%，但是，仅有17.92%^[1]的人口生活在城镇。1949～1978年的30年中，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仅增加约13个百分点。年均仅增加0.43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是通过反城市化道路来推进工业化，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

1979～2000年，中国的工业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4%，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超过20%。政府依然继续通过户口控制的方法控制城市发展。采取了所谓“就业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反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政策。80%的乡镇企业分散建立在远离城市的自然村内^[2]，不仅不具备规模效益，还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在这样的反城市化战略指导下，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脱离，没有使城市化同步发展，违背了工业发展的一般经济规律。到1999年，中国的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只有30.89%^[3]，在改革开放以后21年的工业化高速发展中，城市化水平仅增加了12.9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0.62个百分点。69.11%的居民仍然生活在农村，与工业增长速度和工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过低的特点十分明显。表1给出了中国与一些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比较。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低城市化率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户籍控制政策人为造成的，它使得经济结构发生了人为的扭曲。

表1 中国与一些国家1997年城市化水平的比较

二、城市化滞后带来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协调和有效需求不足

长时期的反城市化发展战略使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对国民经济知识化形成了极大的障碍。

1.农村和农业生产率很低

在市场经济国家，居民可以自由选择职业，自由选择在城市或在农村生活和工作；大量农村人口只是居住在农村，但他们在城镇工作。而在中国，农民到城里工作仅能当“临时工”。由于他们的“身份”是农民，他们不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没有社会保障，很多城市工作岗位不允许农民进入。表现为各单位招聘职工的条件之一是“具有本市户口”。因此，中国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