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0年度，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活跃中孕育创新之气，但有深度、有力度的原创性思想成果尚未浮出水面。事件多于思想，不满中间或有少许无奈，浮躁中搀杂少许幻想与希望，构成这一时段哲学思考的底色。反思20世纪哲学得失，展望21世纪哲学前景，构成哲学研究的基本主题。现择其要述评如下。

一 “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

20世纪70年代末，在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散布的极“左”思想和教条主义中，理论界提出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要恢复实践的权威，恢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80年代，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理论界在多方面展开了对哲学理论问题的研讨，有学者提出了“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口号。进入9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之后，理论界又提出了“重读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思想“返本开新”等口号。这些提法尽管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其本意似乎应该是一致的，即都是在探讨如何真正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这里只就近年来对“回到马克思”这个问题研讨的一些情况作一概述。

（一）“回到马克思”提出的背景

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哲学研究是在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和紧接着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进行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尚未真正说清楚，由此我们就会看到，不“回到马克思”这个理论源头，建设的任务就不能顺利实现。思想解放运动使我们能够第一次公开直接地向“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提出质疑，这主要是指在长期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下形成的旧哲学教科书框架，它在事实上是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要解除教条主义及旧哲学体系的束缚，就要“回到马克思”。而且，“文化大革命”后我们面对两个重大的理论现实：一是苏联解体后，如何自觉地站在已有的高度建设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历史重任；二是随着社会转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多元状态，繁荣的背后暴露出深刻的“无根性”，国内建立的许多哲学新体系的马克思文本依据和理论逻辑，依然未得到充分论证。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构之现实，也需要“回到马克思”。

第二种意见认为，在相当长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被阉割了，变成了一种僵死的仅存在于书本上的教条；而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又产生或者守着马克思的具体结论而拒绝现实，或者在经典中找不到相符字句而生出疑虑，或者大谈对马克思主义“挑战”而危言其“全面过时”，等等。无论是教条式的僵化观念，还是貌似新奇的超越论，他们指称和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即传统哲学解释框架。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这一哲学解释框架，虽有历史合理性，但它没有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逻辑的本质。我们今天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得不首先历史地回到马克思！我们必须从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开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内在理论逻辑开始。我们要正本清源。

第三种意见认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广义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是真正代表和体现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论形态，它是我们继续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可靠理论基础。而长期以来，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传统教科书体系模式，已在不少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乃至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形态，它取代了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的地位。这些次生和再生形态的哲学研究成果，包括当代西方哲学成果，并未充分体现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它们虽然也是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材料，但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应该是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为正本清源，就要“回到马克思”。

（二）“回到马克思”的本意及内涵

一种意见认为，在当代中国，重新解释马克思的理论运动，其最重要的内涵就在于纠正长期以来流行的教条主义学风，澄清堆砌在马克思头上的种种华而不实的东西。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这一诠释体系不是建立在对经典文本的历史的具体的精心解读上，而是从现实的意识形态需要出发预构了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