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没有明显热点

1999年的晚清政治史研究没有明显研究热点。比较而言，戊戌维新运动研究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个领域。

戴逸在认真解读相关史料后，对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的真相和袁与维新派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认为袁世凯在戊戌期间一度的确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但当时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在告密问题上，袁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并未告密，只是到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后，袁以为事情泄露，才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后的密谋，由此导致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1]。焦润明的《清末维新派的文化产业与思想启蒙》一文对维新派所办的文化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作了具体的分析，指出维新派借以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舆论宣传阵地（如新闻报馆和出版业）是按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方式经营的，理由是：商股在其资本来源中占有不少份额；企业采用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有董事，有经理，有雇员，存在着雇用与被雇用的劳资合同关系，并实行成本合算，自负盈亏，兼以盈利为目的；此外，维新派所办的著名文化企业都有一定的再生产规模。同时，文章认为，维新派自觉地借助于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宣传其思想主张，不但扩大了他们在全国的影响力，从而掀起戊戌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而且也因此奠定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和思想地位^[2]。

在戊戌维新人物研究方面，本年对谭嗣同的研究较为集中。罗福惠在《解读谭嗣同》一文中以语境、内证和“秘钥”为立足点，对谭氏的为学、谭氏与康梁的同异、谭氏在中西对比中的全盘自省、谭氏的民本位论和国家观、谭氏维新主张的可行性、谭氏的生死观等6个问题，逐一加以解读，指出谭氏思想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幽挚”、“精锐”，非“单面”、“直线”式的解释所能言尽，而正与其复杂、矛盾息息相关，他的偏颇除了深思熟虑不够之外，还有有意为之的因素^[3]。贾维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与盛宣怀围绕开发湖南煤矿问题所发生的一段交往历史作了深入的考察，从经济活动的角度揭示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湖南维新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指出盛宣怀邀请谭嗣同协助办矿，是想利用后者在湖南的关系和影响，为其汉阳铁厂服务，而谭主动承担赴湘开矿之责，则是想借此机会，返湘参加维新活动，并与梁启超赴湘讲学相配合，积极推动湖南的维新变法，但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对聘请外国矿师及成立商办矿务公司存在顾虑，也由于湘煤当时的状况难以满足汉阳铁厂的需要，促使盛宣怀决定舍湘煤而用赣煤，最后致使谭嗣同的湖南之行无功而返^[4]。苑书义对张謇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态度和立场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认为张謇与维新运动的关系用“若即若离”较为客观公允，即一方面同情，甚至支持或者直接介入维新运动，另一方面对维新又有微词而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复杂历史现象的造成，内因是张氏的阶级地位和思想状况，及其与维新派在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外因是当时政坛上的几支活跃派别的制约，如翁同龢的帝党，张之洞、刘坤一的洋务派等，张謇与他们有更多的共同特征，他们都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具有改革精神，他们与维新派有同有异。张氏“若即若离”的态度，有利于维新运动的开始兴起，但不利于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5]。

民国史研究中，历史人物和相关事件的研究受到关注。黄道炫从军事形势及蒋的个人关系等诸多方面，探讨了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原因，指出蒋的下野与军事实力的消长、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各种利益关系的微妙变化紧密相关，同时也和蒋介石的个性及政治能力密切相关，退避下野，窥测风向，虽是无奈却不失为明智的选择^[6]。敖文蔚认为，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有所变化发展。在战略方面，主张勿单纯防御而尽力开展进攻，勿守一地而实行节节抵抗，勿囿于内线而讲究外线牵制；在战术和作战方式方面，主张以侧击击破日军的锥形突击战术，以纵深配备的阵地战和机动战对付日军的迂回包抄战术，还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