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表现出理论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并在不少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就可比的方面来说，这种趋势符合当代国际史学研究的主流，同时它又深深植根于中国史学的历史和现实，在理论、内容和方法上都有自己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求实创新；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不断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广泛采用。

江泽民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每一次进步和发展，都是这样或那样求实创新的结果。求实创新是科学的本质，它既是世界史研究的灵魂，也是世界史研究永葆青春的动因。从1999年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选题上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外国史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斯大林模式的研究、苏联解体内在原因的理论分析、欧美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及其每个国家的特殊性的探讨、拉丁美洲文明的历史考察，以及这种文明与现代化的关系等。

上述研究表明，“创新”绝不是随心所欲地标新立异，胡编乱造，而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汲取前人优秀研究成果，并依据一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在尽可能地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艰苦地理论探讨的结果。也不是因袭旧说，或将世界史研究降低为介绍外国学者的观点。有些文章或专著虽然是中国学者写的，但自始至终却在重复西方人的观点，这种状况在1999年世界史研究中已得到了明显的改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将与国外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人们迫切需要加强对外国的了解，而要真正了解外国的现实，不能不追溯其历史根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借鉴外国的历史经验，历史认识视野的不断扩大反映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客观需求，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大有用武之地，“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为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块沃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世界史研究中不再存在着所谓的“禁区”，1999年世界史研究，在国别史、断代史、专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重视综合性的世界史研究，历史认识视野的进一步扩大，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对世界历史观念和世界历史整体观的研究、古代犹太史研究、中西古代史比较研究、殖民主义史和新殖民主义研究、科索沃及巴尔干等热点问题探源、日本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东地区的宗教问题研究、拉丁美洲近代化及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等。

近年可看到不少专著和论文广泛使用传统史学方法的同时，重视使用跨学科的方法。这是由当前日益增加的宏观的世界史研究内容决定的，如战争与和平、宗教、民族、科学革命、人与社会等等，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在这些时空范围大、内容复杂的课题面前，传统的史学方法已经不可能独自完成研究任务了。这样，历史学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相关学科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出现了一些历史学分支学科，广泛使用历史学相关学科的方法。欧美一些史学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就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在1999年的世界史研究中，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世界古代史研究不再仅仅是政治史或经济史，而更多的是文化史、科技史、社会史、妇女史，而且涉及天文学、史料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拉丁美洲文明研究中，由于论述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使用了传统史学以外的研究方法。在美国史研究中，也由其研究内容所决定，广泛使用了外交、军事、教育、宗教、人口、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研究方法是深入开展美国史研究的前提和保证。

1999年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三个特点，是互为依存、相互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它不仅对提高这一年世界史研究的科学质量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为今后深入开展世界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面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日本、中东和拉丁美洲史研究、东欧中亚史研究、西欧北美史研究等方面，就1999年世界史研究情况作一具体介绍。

一 外国史学理论

1999年国内西方史学理论研究领域没有出现明显的热点和争论，但有关研究在平稳发展中不乏新意，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