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的持续发展与文学研究的日趋深入，使1999年的中国文坛较之已往更显丰繁，也更见复杂。此报告采用宏观审视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的方式，以提纲挈领的文字，着重对1999年文学研究中的新问题、新成果、新进展，予以简括的梳理与综述。其中，当代文学研究部分涉及文学创作中若干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他部分则主要侧重于学科的学术考察。因篇幅有限，综述一般都比较概要，另有一些较小或更细的学科未能涉及。

一 文学理论领域的学术反思

1999年，文学理论界是在不断的学术反思中度过的。从新时期、共和国时期到整个20世纪的学术活动与学术流变，都有基于不同的视角所进行的梳理。有些学者在反思中揭示的问题和得到的结论，对于相关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值得重视的启示作用。相对而言，专题研究则要平淡得多，少见新意与生气。比较突出一点的学术趋向，是对文学的所谓外部关系（主要是文学的文化阐释意义与社会、人文价值）的重新关注。它与那些有益的学术反思一起，预示着新的学术生长点正在逐渐形成。

（一）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质疑与期待

反思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学术线索的代表作有杜书瀛的《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再反思》^[1]一文。杜认为，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与当时的文学创作相呼应，有一个“向内转”的现象，即由以往重文学与现实、社会、政治、道德等“外部关系”的研究，转向重文学自身的语言、形式、文体、文学性、叙事结构、审美性质等“内部关系”的研究，包括重文学的人本位、主体性和心理学意义的研究等等，表现出忽视外部研究的倾向性。而西方文学理论80年代之后已出现明显的“外突”现象，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的兴盛。这种情况在国内学术界也得到了迅速的回应，理论家开始重新注重外部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其中尤以兴起于90年代的“文化批评”为一突出表现。这说明对于文学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进行学术研究，必须注重“内”、“外”结合，形成多角度、多方面和多元研究的局面，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它的性质与特点。

张婷婷将新时期理论界对文学审美本质的探讨概括为一个由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质论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由认识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转变，文学研究开始以审美为核心建立起来；其次是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的兴盛，它摆脱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最后一点依附，而将文学艺术看做是人类生存的本体方式之一，是人类生命的必然表现形式；最后，经由对具有自主性的审美体验的研究，在审美主客体之间建立起同构的、对应的关系，并将研究的重心最终落实到文艺美的形式之上^[2]。这可以说是对所谓“内转”过程的一种学术史描述，学理探讨中有明确的摆脱既有理论禁锢的针对性，从中可以感觉到中国学界非意识形态化诉求中的意识形态情结。

童庆炳、陈雪虎认为，现代中国百年文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从中心化到边缘化的过程。而正是在新时期以来一步步边缘化的过程中，文学理论获得了自己的学科意识，进入了学科发展的常态^[3]。吴炫则认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学在20世纪走过的是这样一条学术道路：一是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从逐步告别传统的感悟印象式表达，到系统的理论建设的科学化历程，从而与文明的逐渐现代转型保持同步；二是在理论批评学的价值取向上，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经历了一个以“西学”为参照，再到以中国传统文论为立场，进而提出超越中西二元对立、走理论批评学建设的“第三条道路”的思维方式转换过程^[4]。孙绍振对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理论的引进和8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引进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都具有求同（与引进理论话语的简单认同）的弊病，前者导致了僵化，后者导致了所谓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和范畴的断裂与错位。因此，必须通过对中国文学经典的解读，在引进理论不能解释或难以解释的地方做理论上求异的探索与思考，才能使中国当代文论超越照搬外来理论的尴尬，而进入突破与创造的阶段^[5]。这些百年反思提醒中国学界：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迄今尚未真正“自立”。

孟繁华对中国当代文艺学与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