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使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重心和角度出现了新变化。重新反思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化思潮成为热点。在这场反思中，哈贝马斯是一个焦点。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学者看来，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代表了某种理性交往原则。虽然并非全无保留，但总体说来，他曾被我们的学术界称赞为理性的启蒙主义者或褒义的乌托邦主义者。有人甚至将他与“文明冲突论者”亨廷顿对立起来，仿佛他是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平等和理性对话的一个契机。然而，哈贝马斯在科索沃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使中国学者大失所望。一如历史上的某些德国哲学家，当他把普世性的哲学理论引入历史哲学时，他便不再是一个没有民族性的“世界公民”，而是一个以西方价值标准衡量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应当说，他既然赞成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科索沃动武，也就与亨廷顿殊途同归，成了西方价值体系的推销者。

“入世”和经济全球化也是1999年的热点。二者紧密相关。然而，经济全球化是否必然是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否意味着文化西方化？科索沃战争，使这些问题从字面上走下来，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忧虑。人们在询问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关系时，更加关心本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境遇。因为文化构成决定了民族的本质，因此对民族文化境遇的关注也即对民族存在方式的关注。正是基于这样的关注，1999年下半年，学术界开始以新的眼光回顾近年来风行于思想理论界的西方文化学说和文学思潮。其中，王宁的《全球化、本土化和汉学的重建》、盛宁的《世纪末·“全球化”·文化操守》以及《外国文学》的“全球化问题讨论”等，都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学界从比较广阔的理论视野讨论了全球化问题，强调了中国学者在此问题上应具备的民族意识。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关心的问题。1999年出版的相关著作就有好几种，如林贤治主编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文集》、王逢振主编的《先锋译丛》（60年代卷）、陆俊的《马尔库塞》，等等。尽管与前些年相比，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趣有所下降，但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它们的有关理论依然是国内不少学者研究的常规项目。

经过几年乃至十几年的引进和讨论，学术界对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兴趣已经明显衰退。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还牵涉到很多理论问题。但是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式微，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我们的学者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了“游戏”背后的本质：不是成为西方“民主”的和声，便是蹚消解意识形态的混水。

与此同时，高科技时代的文化建构问题被日益严峻地摆在了面前。面对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人们开始怀疑文化乃至知识的定义。有人认为，在高科技时代，信息霸权的肆虐使一切传统知识的存在和获取方式成为背时和无用，只有适合数字技术处理的“网络语言”才是有用知识。而一切无法被转化为数字技术的哲学、文学等人文思想将逐渐丧失传统地位。数字技术以其智能化的逻辑程序将一切框定在标准范围，从而抹杀了差异与模糊。正因为如此，有人甚至断言“文字文化”即将被“图像文化”或“音像文化”所取代，“审美文化”即将让位于“信息文化”或“数字文化”。

另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严肃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引起学术界愈来愈广泛的关注。有观点认为，随着文化的日益商品化和工业化，其消费性质已经暴露无遗。这就使得文化的消遣性和快餐性愈演愈烈，从而严重挤压、排斥着难以批量生产并进入大众消费市场的高雅文化，如纯文学。也有人认为，大众文化及文化工业化有利于文化普及，使文学艺术等文化产品不再是少数人持有的特权。

作为新课题，“生态文化”研究正在快速走进学界视域。“生态文化”研究强调人类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精神危机。海德格尔等学者提出的“诗意的栖息”应当包括：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相处，而不是肆意强暴和践踏、蹂躏自然；人们相亲相爱、心情舒畅，自由和权利、人格和尊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人的一生美满、幸福，充分享受文学艺术，使精神得以提升。这种思想正在受到学术界的推崇。

1999年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