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汉语

（一）语法

本年度的古汉语语法研究继续呈现深化的趋势。学者比较注意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观察古汉语事实，得出新的看法，同时也注意用古汉语事实来检验新的理论和方法。

蒋绍愚《抽象原则和临摹原则在汉语语法史中的体现》（《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解释了先秦汉语不遵循“时间顺序原则”这一“临摹原则”的原因，并指出，在同一种语言的历史发展中，对同一种语义（比如动作的处所）的表达，也可能发生“抽象原则”和“临摹原则”之间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原则，往往不在于人们的感知方式起了变化，而在于语言系统内部（即由“抽象原则”所支配的语言规则）的变化。可见以“感知—概念”为基础的语言研究不能代替或排斥以“逻辑—数学”为基础的语言研究。梅祖麟《先秦两汉的一种完成貌句式》（《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认为，汉语“动+（宾）+已，+下句”这种完成貌句式，在战国晚期已经开始存在，并且是晚唐五代“动+（宾）+了，+下句”句式的前身。这种句式是汉语内部发展出来的，不是受梵文影响而产生的。姚振武《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中国语文》1999年第1期）一文，从谓词性成分指称化、指称与陈述的兼容性、确定词类的分布原则等观念出发，认为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先秦汉语“被动句”的观点，基本脱离先秦汉语实际，并总结出新的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张家文《古汉语名词活用说的再认识》（《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力图找到名词活用为动词的内部语义特征，文章归纳出5组语义范畴，即：方向—运动；位置—定位；工具—工具之用；关系—确认或否认；现象—发生。他并认为这就是相关名词活用为动词的内部语义根据。此外可注意的还有张博《“动宾结构+宾语”的条件及发展趋势》（《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王卯根《〈史记〉的语义复现形式》（《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2期）、张文国《〈左传〉“也”字研究》、宋金兰《古汉语判断句词序的历史演变》（《语文研究》1999年第4期）、何亚南《试论先秦汉语“S为O”句式中“为”的性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等。

对《马氏文通》的探讨和评价依然是本年度的热点。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是姚小平《〈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历史功绩重议》一文（《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2期）。该文认为，《马氏文通》并非第一部汉语语法，并非第一次为古汉语语法构筑起体系，也并非第一次系统地揭示出古汉语语法的特点。这些首创性的成就应归功于《文通》以前的西方汉语研究者。《文通》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语法学，打破了文字、音韵、训诂的三分天下，是传统语言文字学向着现代语言学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它将西方语法概念系统地运用于汉语，并可能是独立地做出了一系列发现。其他可注意的还有：袁本良《〈马氏文通〉的辞气论》（《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2期）；陈月明《〈马氏文通〉的“用如”说及其影响》（《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1期）；唐子恒《关于〈马氏文通〉句读论的几点思考》（《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段业辉《论〈马氏文通〉的助动词系统及相关问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

（二）音韵

1999年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出版了一些颇有影响的音韵学专著，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理论性的文章主要有邹晓丽的《对讲授、研究传统音韵学的思考》（《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1期），从5个方面论述了音韵学教学中存在的误区和解决的方法。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研究十年之展望（二）》（《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1期）、冯蒸的《中国大陆近三年（1996～1998）汉语音韵研究述评》和黄笑山的《汉语中古音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从各个方面论述了音韵学研究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

上古音的研究主要有施向东的《试论上古音幽宵两部与侵缉谈盍四部的通转》（《天津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文章从上古文献、汉藏比较及发音机理诸方面论证了幽宵部跟侵缉谈盍部的通转，解决了汉语上古音的构拟中结构缺陷的问题。

蒋希文的专书《徐邈音切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1999）、余乃永的《俄藏宋刻〈广韵〉残卷的版本问题》（《中国语文》1999年第5期）和金恩柱的《唐代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