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李嘉图撰写‘论机器’这一章后，这‘锅’资本理论已不断地被‘文火蒸煮’，每隔一个历史时期，它被大规模煮沸，19世纪90年代有庞巴维克与J.B.克拉克的争吵，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有哈耶克和赖特之间的论辩，现在则有琼·罗宾逊夫人同英国剑桥以外的所有其他人的争论”。^[1]就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的这场“剑桥资本争论”而言，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资本含义的论战，涉及的是资本计量问题；第二阶段是技术再转换问题的争论。前一阶段主要在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与索洛（Solow）之间，后一阶段主要在琼·罗宾逊与萨缪尔森（Samuelson）之间。^[2]剑桥资本争论的两个阶段代表着资本争论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即资本计量问题和技术再转换问题，但论战进入到第二阶段后资本计量问题就很少再被人们提及。^[2]至于第二阶段所涉及的“技术再转换”（Reswitching of Technique），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了其逻辑上的可能性，本文试图用“资本悖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选择”做一经验意义上的说明。

一 技术选择的一般理论观点

当我们探讨技术选择的观点时，一般都是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认识技术选择问题。^[3]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作为其研究的中心，它在“技术选择”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依赖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的考察，依次以劳动替代资本或资本替代劳动的形式进行。一般说来，随着工资率（w）的提高即利率（r）的相对下降，资本（K）会逐步替代劳动（L），出现资本密度增加即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的趋势。因此，利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将呈现出“逆向”的单调关系，因而工资率（w）则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呈“正向”单调关系。并且，不同的资本—劳动比率（K/L）即不同的人均资本量（K/L）代表着不同的技术状态。^[4]因此，工资率和利率的相互比较成为“技术选择”决策的关键。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随着利率的下降必然带来资本的深化（Capital Deepening），即利率的下降必然伴随着资本使用数量的增加^[5]，也即人均资本量（K/L）的增加，从而采取更加“迂回”的机械化程度更高的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若把不同的资本—劳动比率（K/L）即不同的人均资本量（K/L）所对应的技术水平进行连续的排列，那么，随着利率（r）的连续变化，人均资本量（K/L）也会连续变化，从而产生连续变化的技术水平。当然，该结论的基本前提是技术的连续可微性质，为分析方便起见，在理论上做这样的假定也未尝不可。这里用连续可微的“资本密度”概念来表示连续可微的技术水平。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利率（r）和资本量（K）之间“逆相关”观点是建立在两种“替代原理”之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采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两种“替代”建立了这种单调反向关系的“信念”。第一种替代是所谓的“消费替代”观念，即利润率对工资而言相对下降，则那些人均资本（K/L）较高的部门（即“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价格会相对下降，人均资本（K/L）较低的部门（即“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价格则会变得相对昂贵，这将激励消费者改变他们的需求，更多地消费相对跌价的商品，促使资本利用的增加以及技术的改进；第二种替代是所谓的“生产替代”观念，即利率对工资率而言相对下降，则资本要素（K）的价格相对于劳动要素（L）的价格而言，变得相对便宜，这就会促使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生产厂商更多地利用资本要素替代劳动要素，其结果必然产生生产技术状况的改变。

总之，随着利率的变化，通过上述两种替代，资本将成为劳动的可替代物，从而，必然会得到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资本需求即技术选择的曲线。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逆向单调函数关系通称为“资本密度增加”（Capital Deepening）曲线。这也就是说，利率（r）与人均资本量（K/L）的逆向单调关系表明了利率（r）和“技术选择”之间的单向一致性。表（1）说明了这种单向一致性的技术选择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的利率的变动是一种“相对变动”，即在工资率（w）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视为利率（r）的相对上升，反之亦然。

表1 利率与资本使用量的逆相关

主流发展经济学中的“适度技术”（Proper Technology）概念就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技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