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理论研究的资本运动，是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它有多种二重性：作为范畴，它既是哲学的、又是政治经济学的，它们有不同的性质，必须将两者区别开来；作为实际过程，它是特殊的，又是一般的，必须将两者统一起来研究；作为一种实体，它是一定主体和客体，研究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只有了解这些区别和联系，才能按其固有的逻辑合理地深化资本理论的研究。

一 研究的是具体的生产关系

资本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核心的内容，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始终。所以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也就是资本理论的对象。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既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同时也是哲学的范畴。两者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

关于生产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明确的说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在这里，生产关系既是与生产力、上层建筑相对的概念，又是一般的、泛指的，是抽象的。因此是哲学研究的生产关系。这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考察的生产关系是有区别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所研究的，并不是抽象的生产关系，而是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运动，它以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为载体。^[2]他认为：“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做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3]在商品经济中，离开流通，就没有什么生产关系。“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在流通以外，商品所有者只同他自己的商品发生关系。”^[4]既然资本运动离不开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也必然要包含商品流通关系：劳动力的买卖是在市场上进行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利润率的平均化、资本内在规定的外化，^[5]等等，也无不经过流通。即使在考察直接生产过程的场合，马克思也从来没有离开流通空谈什么生产关系。他紧紧联系价值规律，阐明剩余价值的生产、再生产。离开流通，价值规律就什么也不是，资本也无从运动。至于第二、三卷，更是将视角对准流通。显然，《资本论》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包含着流通的生产关系。这比哲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具体得多。它已经不再满足于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阐述，而是深入某个特殊的生产关系内部，考察它的各个侧面、形式在流通中的发展变化，它们本质内容的丰富、本质规定的外在表现或异化。

哲学意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经济学意义的生产关系当然有联系，但这是一般学科对象和特殊学科对象之间的关系，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前者可以包含但不可代替后者，不能直接等同。

但是，斯大林却将它们混为一谈。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6]斯大林还特别说明，这些关系中没有包含“交换”，因为它通常被许多人了解为商品交换，这种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而只是某些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现象。显然，斯大林所说的生产关系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是个哲学的范畴。但他却同时将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样的界定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它们如果是指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形态，那就意味着以它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是广义的，但是直至现在，广义政治经济学还不能说已经成形，何况说存在着研究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也不是没有问题的。马克思明明说过：“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7]。其次，即使就资本主义社会看，也可以有多样的解释。在生产资料的资本所有制形式下，至少有雇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社会集团，不仅会产生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还会产生不同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关系，就像在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中不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