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已成为举国上下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国内理论界对此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讨，为“三农”问题开出了许多的药方，产生了许多有见地的思想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比如，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行小城镇发展战略；为增加农民收入，实行产业结构调整；为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减轻农民负担，实行费改税等等。湖北谷城县委书记、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刘立勇在2003年12月19日在《农民日报》上发表了“农业产业化是破解‘三农’难题的金钥匙”一文，该文充分肯定了农业产业化对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城镇化和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作用，对农业产业化的走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对策。但是，该文却把农业产业化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金钥匙”和“根本出路”，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农业产业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在今天才产生的，它只不过是在新的历史经济条件下更加凸显罢了。我们认为，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基础是生产力低水平上分散的一家一户半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即半自然经济。建立在半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计划制度安排同市场制度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三农”问题更加凸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能靠别的什么制度安排，只有靠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本文拟运用市场经济理论对现实“三农”问题进行分析，探求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某些根本性的制度安排。

一 “三农”问题的现状与根本原因分析

“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民收入增幅减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持续低迷，没有一年超过5%，2002年增幅仅为4.8%。而与之相对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2002年甚至达到3.11：1。第二，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放缓。据有关专家估算，我国农业只需要1.3亿劳动力，剩余总量多达2亿人。中国推行的先工业化后城市化的道路，加之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将大量的农民束缚于农村，束缚于土地上。50多年的工业化，我们仅仅转移了15%的农业劳动力人口。2002年，我国第一产业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5%，而农业劳动力占到约50%。第三，农民负担加重。农民负担问题，最早显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来节节上升，居高不下，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始于安徽省后来推广全国的税费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其性质仍然仅仅是费改税。从长远来看，其改革效果并不理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第四，小城镇建设滞后。当前小城镇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有关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呈加大态势。并且，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工业化发展的非城镇化现象，使得农村工业无法形成“聚集效应”，直接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我国小城镇建设还比较落后，许多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还处于低水平的自发状态，小城镇运行质量不高。

我们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半自然经济的问题，是建立在半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问题，是计划管理制度不肯退出和市场经济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应该交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基于利益和体制的惯性政府迟迟不肯放手；应该由政府来解决的问题，同样由于利益和体制惯性政府却没有做到位。所以，在半自然经济基础上，政府与市场的错位并由此导致的有效市场制度供给不足，是中国“三农”问题产生并凸显的根本原因。

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历史的必然。本来，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次这样的机会，一次是由已经包含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社会缓慢的自然演进，但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自然演进的轨迹。尽管外国资本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令人遗憾的是它未能摧毁封建的根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中国未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又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原先确定的“两步走”的路子，继续从经济、政治、思想上去完成资产阶级没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