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运动是经济活动的核心，无论是在相对稳定的经济形态中，还是在剧烈变革的经济形态中；无论是所有权层次的变动，还是经营权层次的分化和整合，都是如此。

当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由经济人假设导出的私有制作为既定前提，对市场运行机制进行精致的研究和描述的时候，其实际的产权关系却是在运动并发生着结构变化的，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委托—代理问题成为理论前沿和研究热点，则是变化着的产权关系还存在着需要不断解决的新问题的表现。经济转型时期是产权运动非常剧烈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产权”的调整和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呈现出更急剧、深刻的产权关系和产权结构的分化、整合与变动。

一

传统计划经济中的公有制转型，即由计划型公有制向市场型公有制的转变，是现实要求的必然的转变。这种带有“革命性”的深刻变革之所以具有历史必然性，就在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甚至整个人类社会仍然处在商品—市场经济这一人类分工和交换发展的特定阶段上。

传统公有制与现实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对于这种矛盾，最早敏锐觉察并明确提出来的是南斯拉夫的著名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他在1972年就把“社会主义社会和整个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中出现的客观矛盾”概括为“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1]

卡德尔基于对“斯大林模式”的质疑和对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正视，特别是对公有制的实现和发展应该使劳动者克服与其劳动的客观条件和成果的异化这一目标的重视与现实状况的反差，使他力图改变传统公有制中劳动者没有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以及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没有充分实现这种状况，逐渐实现“国家消亡”的“自治社会主义”，实行“企业自治”、“社会自治”和“联合劳动自治”。但传统公有制与现实的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现实经济还处在商品—市场经济这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最早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南斯拉夫试验”认识到了这一矛盾，很早就提出搞商品经济。南斯拉夫理论界和决策者认识到，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实行“市场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自治改革”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行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以消除传统国有制中的异化现象，对现实中能够存在的公有制的这种理解仍然是脱离实际的。“市场经济＋自由人联合体”这种模式显然是难以成功的。但他们的这种探索提出了问题，具有启示价值，会促进人们继续探索。

与现实发生矛盾的公有制是一种什么形态的所有制关系？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这首先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应该看到，过去的研究缺乏对传统公有制存在弊端的整体性把握。然而，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传统公有制的产权状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涉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首先涉及对马克思未来社会所有制形态的认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构想，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般理论预测和基本逻辑推测。这种理论预测和逻辑推测的依据，是马克思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典型和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充分实现以后才能实现的，其中自然包括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消亡这一前提。

作为这一构想的基础，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的所有制是一种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商品经济消亡后的“社会所有制”。这是他们从一般的、完整的逻辑演进的角度预测的未来所有制形态。这种所有制形态是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直接社会占有和实行直接社会化生产的统一，是在生产社会化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生产的“公有制”，是后资本主义和后商品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自己不能驾驭的程度的“公有制”，是一种有着特定历史条件要求的很高形态的社会所有制。这种直接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社会所有制，在逻辑上是要求建立在商品生产消亡基础上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制与直接社会化生产、商品生产消亡是同一经济形态的不同表现。^[2]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这种超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超越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