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制度经济学被引进中国以来，“产权”这个概念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就不断上升，不仅有取代“所有制”的趋势，而且产权概念的引进是与中国所有制改革中的私有化进程相一致的，近期《宪法》修正中对私有制的确认和保护，更是被有些人看做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条件。应该承认，明确产权，尤其是对私有产权的确立和保护，对经济发展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权利的确立及对其保护程度的加强，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产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两者间并不存在着一种绝对的正比关系，这正如印度社会中的产权明晰程度远远高于中国，但它的经济发展却又远不如中国一样。

本文不研究经济发展与产权的具体关系，仅就所有制与国家的关系来分析私有产权的性质，从而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容。

一 对产权与所有制研究现状的简单评价

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被引进以前，中国对人们在再生产过程中涉及资产的权利与各种关系时是采用“所有制”这个概念的。与原来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相对应，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也比较笼统，很少对它的内容进行再细分。只是随着改革开放，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分离，人们对所有制内容的认识才逐渐深化，认为所有制包含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与使用权及其与它们各自相联系的收益权。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进，在经济分析中，所有制这个概念逐渐被“产权”概念取代。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尽管人们对所有制与产权之间关系的认识有很大差异，有人认为产权是一个比所有制含义更宽泛的概念，也有人认为其是个更狭义的概念，但在实际内容上，两者的差异是不太大的，如两者的英文概念是相同的，即都是“property-rights”，其内容都被理解为以物所体现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被认为对“产权”定义较为全面的E.菲吕博腾和S.佩杰威齐在《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就指出：“产权不是指人们和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即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对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个关系的成本。因此，对共同体中运行的产权制度是可以描述的事。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社会关系。”^[1]这与马克思将所有制和资本理解为物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见解是基本一致的。同时两者的具体内容也是基本一致的，如所有制包括上面讲到的四个方面的内容，而产权也同样是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如佩杰威齐认为，所有权包括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与交易权这四种权利，与我们理解的所有制的四权是基本一致的。黄少安教授在总结人们对产权不同定义的基础上，也归结出了广义产权包含归属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这四方面的内容。^[2]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讲，我们传统上理解的所有制或所有权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范畴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自然，两者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之一是所有制范畴的内容比较笼统，虽然后来对其中四权的内容进行了细分，但在使用上还是过于笼统，研究的主题也不确定，内容以规范分析为主，因此难以用于具体资源配置的分析；与此相反，产权的内容则更具体，如它可根据特定的需要来定义具体的产权内容，同时将产权的分析与人的动机和行为、意识形态、资源配置联系起来，并将研究的主题确定为资源配置，在方法上以实证分析为主，在分析中使用了交易成本概念，从而使其内容更加丰富。二是对产权作用的价值判断不同。在产权的价值判断上，传统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的所有制理论，是对私有制采取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旧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是建立在对市场机制不完备而需要政府干预的基础上；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是以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认为市场机制的功能是完备的，只要产权能够明确确定，市场机制就能保证人们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被人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虽然中国理论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所有制和产权理论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且因此推进了改革，但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研究，不管是传统的所有制理论研究，还是现代的产权理论研究，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