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由来已久，至今没有明确的结果。一些经济学家吸收了两者的合理成分，同时拒绝了两者的极端形式，从而开辟了方法论上的“中间地带”，如阿加西的“制度个人主义”、劳诺德的“方法论结构主义”等。其实，在新、老制度经济学的阵营内，制度经济学家的分析方法并非都是严格遵循着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逻辑框架，“中间地带”的分析方法广泛存在于对制度的经济分析当中。

一 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分歧

个人主义方法论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方法论原则。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还原法为基础，通过对“经济人”的分析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个人利己主义方法论基础。斯密认为，社会是个人的加总，社会的共同利益也就是个人利益的加总。这是个体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个体的线性叠加就是整体的性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其理论中的“个体”就是关于“经济人”的假定。无论是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一般均衡理论还是边际生产力理论、人力资本理论，都是以“经济人”假定为研究核心或出发点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人”的内容得到了更新，一方面把“经济人”模式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的分析，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预期等因素，修改了原有“经济人”模式中的那种苛刻的“标准理论选择”和“完全信息”假定。从本质上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是：从个人的经济行为出发来解释整体的市场行为。

非主流学派中的奥地利学派在个人主义方法论上则更为极端，他们将社会看成是许多个体的机械总和，把每个个体及对财富的主观评价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门格尔把人类经济现象抽象或还原为个体经济，并进一步将个体经济抽象还原为两个基本要素——人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有限物质。哈耶克甚至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不存在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实体，社会科学的事实充其量不过是我们所做的关于个体行为的假设。

根据马尔科姆·卢瑟福的总结，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关键假设可以概括为三点：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根据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

最早对方法论个人主义提出质疑和批评的是德国的历史学派。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认为，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基础，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经济人”抽象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以完全改造他们”。新历史学派中的施穆勒等人在批评“经济人”抽象时，说它是“孤独的人”、“原始的个人”，以至于不能不使人们认为“经济人”似乎是超越于社会和历史之外的“虚假的人”。

对方法论个人主义最严厉的批评还是来自老制度主义，他们主张应该建立一种既包括个人能动作用又包括社会结构成分的解释方法。凡勃伦、米契尔都强调“集体行动”的重要性。以加尔布雷斯、格鲁齐和缪尔达尔等为代表的后老制度学派主要研究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是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成功应用。

相对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卢瑟福将整体主义方法也总结为以下三点：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中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

简言之，整体主义的分析纲领是，个人行为应该根据社会或历史的法律、力量、功能或目的来解释，而后者本身不可能被理解为个人决策和行为有意无意的结果。

从各种理论流派的发展水平和解释力水平来看，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各有其优势和局限。还原论的局限在于，考察孤立的部分是不能理解各级系统的。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在分析了每个个体的特征后，如何过渡到整体便成了关键的问题。“阿罗定理”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由于“经济人”假定每一个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