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权视角探讨私人消费品领域的需求不足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扩大社会需求。因而，有必要深入地探讨这方面扩大消费需求的思路。

一 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需要从更深的层次去探讨^[1]

改革开放前，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比较高，据臧旭恒的测算，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1952年为0.953，1978年为0.970，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1952年为0.965，1978年为0.967。但改革开放以后，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快速下降。严先溥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首先补足消费，进入了所谓“数量扩张”阶段，特别是1985年后大规模的耐用消费品消费热，使全国居民消费倾向非常高。但1988年后，平均消费倾向开始逐步下降，下降趋势非常明显。特别是1996年开始，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连续大幅度下降，1996年城镇为0.836，农村为0.794，到1999年分别降至0.789和0.714。尉高师、雷明国也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1986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与美国基本相同，但自1988年起不断下降，1999年达到最低点，2000年稍有回升，但仍未超过1998年的水平；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91～1999年一直下降，而且降幅比城镇居民更大。范剑平的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在1980～1997年的17年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以现价计算）是原来的9.81倍，平均消费倾向由0.91下降到0.81，下降了0.1，平均每年下降速率为0.006，比日本快一倍；收入每增加一倍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速率为0.01，与日本持平。

消费倾向的递减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极大提高，但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尚不足800美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还不到300美元，而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889美元的美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却达0.96，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下，中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持续走低，即出现了所谓“中国消费之迷”。^[2]许多学者剖析了内需不足产生的原因，认为这与供给不足、信用不足、资源流动受阻有关。但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深信，这与产权安排不合理、产权制度不完善有关。

中国居民消费正由积蓄期向新的消费周期转换，消费结构正由吃穿向住、用、行方向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包括空调、录像机和组合音响，但其普及速度远低于8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第二代耐用消费品的普及速度。尽管目前城镇居民已逐步开始具备万元级的耐用消费品的能力，但家电的更新换代速度仍很慢，轿车等重量级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也很低。近几年来，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已在1900～2200元，高于1988～1990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稳步进入千元级的耐用品消费，但农村居民的耐用消费品，尤其是第二代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还是比较低。可见，目前大部分居民已具备了消费高价值耐用消费品的收入条件，但当前的消费需求不旺与这类产品的消费产权安排有关。这些耐用消费品的价值大、使用期长，还需要相关的配套设施和条件。所以，其消费产权安排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消费倾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从产权视角分析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产权视角的分析

（一）产权主体权责不明晰导致私人消费品供给结构不合理，从而制约消费需求扩大

中国的国有企业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产权制度。易宪容认为，现有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最大缺陷就在于把企业收益个人化或单位化，把企业运作的成本通过国家组织社会化，企业运作上的成本收益严重的不对称或严重扭曲。这是因为，政府作为一个社会中最庞大最占优势的产权主体，基于坚持现行体制、维护既得集团利益的需要，会扭曲国有企业市场化的“进入机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价格机制的局限性（或市场失败的存在），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总是会有利于交易条件较优势的当事人，政府会利用其优势权利，必然会设法保持、或强化、或扭曲市场价格机制，使之对他们更有利。这时，政府会以“吸取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来界定它与市场的关系，从而国有企业的产权安排会受到扭曲，形成权责不清。国有企业的这种政企不分权责不清的情形会扭曲市场，特别是扭曲市场价格机制，妨碍市场竞争，最终导致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3]民营企业在其成长中形成的产权安排相对来说要健全一些，但政府也对它的产权治理结构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目前，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