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在探索企业改革途径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性，逐步体会到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对一国经济增长和企业持续发展的意义。人们日益重视企业家的产生机制，并开始关注企业家的成长路径。然而，怎样才能提高企业家的素质？中国企业家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促进中国企业家健康成长？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企业家整体素质不高，突出表现为企业家意识的淡薄和企业家精神的匮乏，其根本原因是角色化滞后带来的“角色意识缺位”和“职业精神缺失”，结果既造成了企业家资源的严重稀缺，又导致了非理性行为（包括不适当行为及非企业家行为）的泛滥和蔓延。为此，我们迫切需要重新思考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企业家？为什么企业家需要道德精神？以下讨论从西方企业家经典理论的基本缺陷切入，同时结合中国当前实际，从角色位置和人力资本类型两个维度对“企业家”进行新的诠释，将企业家定义为特定角色和特殊人力资本的动态耦合，并从角色意识和角色行为的角度对企业家阶层成长的道德基础加以考察，提出了塑造企业家行为规范、形成企业家职业道德的现实途径，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对中国企业家队伍的崛起与成熟有所裨益。

一 萨伊到熊彼特：贡献与不足

“企业家”（entreprenur）一词原于法文“entreprendre”。18世纪中叶，法国经济学家康替龙（Cantillon）首次将企业家解释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企业家概念作为经济学的范畴逐渐进入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其中，萨伊和熊彼特的研究贡献卓著。萨伊（Say，1803）最早强调企业家的重要地位，肯定他（们）是具备某种专门素质或特定能力的人，“企业家能够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和产量较少的领域，转移到生产率较高和产量较多的领域”。但萨伊没有说明这个“企业家”究竟是谁。熊彼特（Schumpter，1912）承继了萨伊的思路，明确地将创新作为现代企业家的核心素质和职能。他是从界定企业出发来界定企业家的：“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这一定义揭示了企业家的鲜明特征和本质内涵。在他那里，企业家是具有创新精神并付诸实践的一个特殊群体。不过，熊彼特将创新精神作为一种“先我”的个人禀赋，他的企业家概念虽有利于认识企业家的性质，却不利于理解企业家的成长。同时，实际生活中由于创新的界限往往难以区分，使得熊氏意义上的企业家在界定上遭遇一定困难。加之，他对企业家创新职能的精辟刻画，还被其他学者用来扩展企业家的范围，引致了企业家概念的泛化，出现了所谓“政治企业家”、“家庭企业家”及“公共企业家”等。可见，熊彼特的定义深刻，但不实用。

萨伊和熊彼特的建树标志着西方企业家理论的日臻成熟，也反映了其固有的特征或不足：第一，缺少角色定位的视角。在他们那里，企业家是一种能力，或者一种泛化的社会职能，即创新，而非特定的分工职位或者社会角色。一个人是否称得上是企业家，并不在于他承担什么社会职责，扮演什么社会角色，而在于他的个人素质和行为能力。第二，理论对角色定位的忽视隐含着一定的制度前提。现代企业家理论是对在西方社会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现实的总结，较完善的制度环境被默认为既定的前提，因此角色与能力的矛盾并不突出。结果是，萨伊或熊彼特的理论都没有注意到角色定位与道德规范对企业家范畴的重要性。西方学者没有考虑的方面和视做既定的东西，可能恰恰是需要我们重视的。因为在现实中，企业家职能是通过特定制度环境下具体的企业家行为来实现的。这就必然涉及企业家行为发生的社会基础。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企业家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即重点研究从外部诱导企业家能力之发挥的制度安排，而对企业家实现其职能的内在动因的产生、企业家角色意识的形成，以及企业家才能形成的制度基础的研究，则较为欠缺。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转型中，转型过程的环境变化导致社会各阶层的角色混乱与迷失。企业家阶层作为一个新的重要的社会群体尚在形成中，其角色定位的游移与角色意识的模糊是必然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特别需要关注这一传统经济理论所忽略的视角。

二 关于企业家概念的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