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主，能否把自己的企业交给别人去改良，这不仅仅是个企业家心态的问题，更是这个企业发展的问题，毕竟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然而，面对理论界的预期和越来越多企业家的期盼，为什么家族企业的非家族化进程——即由家族管理向专业管理——却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究竟是谁妨碍了家族企业的变革？是什么妨碍了家族企业的非家族化？为此，必须首先探讨和回答家族企业的非家族化的实质和原动力是什么，这是研究家族组织变迁的一个前置性任务。

一 研究文献回顾

至今，家族企业的非家族化进程始终未能按照理论设计的轨道而发生自然地演化，从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并形成了对家族企业的非家族化过程的不同认识：

第一，科斯认为，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依靠企业家“权威”在其内部完成交易，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但由于企业家管理功能的收益边际递减，企业将倾向于扩展直到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1]亦即通过契约方式将管理者“内化”于企业之中的优势在于节约交易成本。之后威廉姆森也认为，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和效果在于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对权利（组织理论）和公正（法律）的考虑就让位于节约算计或者归入节约的算计。^[2]这是新制度主义学派最初对企业组织理论所做的突破性发展，但是企业“权威”从何而来？企业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权利不对称又是怎样由对等的市场关系转化而来的呢？对此并未说明，这意味着他们并没有给出企业边界的解和企业如何“内化”管理者的解。

第二，奈特从不确定性出发，试图解决企业存在和企业“权威”的来源问题。他认为在企业组织中，“自信者和冒险家承担风险或保证动摇者和胆小鬼获得一定的收入，依此作为对实际结果进行分配的交换……出于人类的天性，我们知道，一个人保证另一个人行动可以获得确定结果而没有赋予其支配其他人工作的权力是不现实的和非常罕见的。另一方面，没有这样的保证，后者不会将自己置于前者的指挥之下……”在奈特看来，风险的重新安排是有效的，它既决定了企业的产生，也决定了企业“权威”的形成，因为这样可以使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即所有者）承担更多的风险，而作为向雇员提供稳定工资的回报，劳动必须处于所有者监督之下，由此形成了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的依靠力量——“权威”。但是奈特的企业理论也无法解释企业边界和管理“内化”的问题。

第三，德切克认为，在一个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新企业合约中，事前要素投入者逆向选择问题的减轻意味着降低了形成组织资本的成本；事后道德风险问题的减轻意味着降低了管理成本，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3]也就是说，从生产过程看，企业合约安排的改变实际上是企业能力团队配置的改变，企业能力团队配置的变化又形成了适应新环境的核心能力，进而决定了企业对市场替代过程的发生，亦即一个企业替代另一个企业生产管理的活动。可见，“权威”并不可能赋予某一个要素，也不可能赋予同质性要素，只有异质性要素才能够获得管理“权威”，并且“权威”大小取决于企业核心能力的大小。企业和管理劳动都是异质的，因此，职业经理管理者“内化”于企业中必然要分享企业的权力和掌握企业的权威。企业“权威”来自于异质性核心能力。

第四，巴纳德考察了默会知识和个人知识在组织中的重要性，强调合作是组织的中心。合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管理劳动的异质性或知识的专用性，因此，在企业边界的决定过程中，路径依赖与隐含知识至关重要。换言之，知识增长的路径决定了企业边界的生长（安同照，2002）。在工业时代，相对资本而言，知识未成为主要的资源，因而在传统企业组织中，除了个别核心人员（如总工程师、总会计师、高层管理人员）外，其他人员的同质化程度较高，彼此替代性强，所以劳动力的变动成本趋低，从而劳动力的卖方劣势明显，劳动的同质性决定了劳动要素不可能分享企业的决策权，更不可能获得企业“权威”，而只能服从企业的指挥与监督。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正是在管理劳动异质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以产权为基础的企业组织向以管理为基础的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