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研发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受到政府、企业界及学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生产链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和反应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在研发全球化的背景下，研发活动的市场化、外部化正将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和组织集合成一个新的产业类型——研发产业。研发产业在知识经济时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波士顿、硅谷等高科技产业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了密集的研发活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十二五”开局以来，中央及各地政府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战略，纷纷提出要加快产业的研发创新和产业集聚。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放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部署的突出位置，提升了创新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广东提出要强化自主创新对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推动作用，以制度创新推动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创新驱动之路。而营造良好的研发产业发展环境和加快研发产业集聚则是推动广东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和排头兵，在前30年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带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但也是最先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如何让广东从“世界工厂”迈向“世界研究所”，珠三角区域无疑是广东的希望所在。

产业集聚理论是来自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所谓产业集聚，一般来说，就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包括为这些企业配套的关联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关于产业活动的集聚现象研究，其代表可追溯至1890年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和1909年Weber的《关于工业的区位》。之后，产业集聚研究逐渐成为产业区位论和组织论中的重要内容。随着产业竞争在全球范围日趋激烈，区域创新环境逐渐成为成功地区的特色和亮点，受到广泛关注与重视。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印度的班加罗尔—海德拉巴—马德拉斯的IT产业“金三角”、韩国大田—大邱—光州“三角研发特区”以及我国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高科园等地区，已成为研发产业集聚的重要区域，并引起专家学者的广泛深入研究和讨论，并总结其模式与经验。以Scott、Porter、Krugman、Dicken、Markusen、Storper、Walker、Nixioka、Saxenian等人为代表的欧美和日本地理学、经济学、经营学界就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详尽和有代表性的研究，并提出各种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Krugman提出了产业区位模式，从个别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的累计过程来解释产业集聚动向。Dicken在讨论全球产业转移和地理集中过程时，着重强调由于产业联系的存在而导致产业地理集中，并指出一旦集聚出现，则按累计因果关系进一步强化。Markusen提出马歇尔型、意大利型、轮轴型、卫星平台型以及国家支援型等五种产业集聚类型。Storper和Walker描述了工业化的地理过程，指出集聚是工业增长的一种基本空间结构模式。Nixioka研究证实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过程与研发活动的阶段性成果有紧密联系。Saxenian通过研究美国硅谷等地区的产业发展经验，验证了创新环境对于产业集聚形成的推动作用。Carlino等（2011）通过对美国东北部研发实验室集聚的研究，试图寻找知识溢出与距离的关系以及不同行业的集聚差异。

国内方面，2000年，北京市科委首先对中关村研发产业进行了研究，开研发产业区域研究之先河。2001年，上海市科委委托复旦大学高汝熹等学者对上海地区研发产业进行了研究。他们从研发产业的存在依据、上海研发产业现状和比较，进而对上海研发产业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2002年，覃成林从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区域R&D产业的发展差异。刘长全（2009）从产品市场、知识创新等级、既有区位因素和研发要素投入四个维度来认识影响企业研发迁移的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发现研发向东部集聚的趋势不断加强。王承云（2010）通过统计数据考察日本国内3000多家研发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开展对日本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影响因素分析。

纵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研发产业的研究成果，研发产业本身的界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解释研发产业集聚的理论也在不断地形成和完善，传统产业集聚理论的分析框架是否适用于研发产业的分析有待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