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之谓也^[1]。这一称谓今天已经纳入了官方话语之中，被广泛使用。从近况看，“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领导人言之凿凿把它视为重中之重，为政之首；媒体则把它作为重大题材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在年初的“两会”上，“三农”问题甚至成了代表们最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提案的数量在所有的提案中遥遥领先；由此也足见“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什么是“三农”问题的真实情形呢？一位农村基层干部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2002），观之大多数农村，大抵没有错。从收入这项核心指标看，过去几年农民收入一直处于十分低迷的状态，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不少地方的农村经济已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253元，而且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所属32个市县的2万多个农村家庭的调查（郭建军，2001），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占了53.2%^[2]，这部分人是21世纪中国的贫下中农；调查还显示，1%的最高收入农户拥有的全部收入是20%的最低收入农户全部收入的1.7倍。

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2002年两者的差距已经超过3：1。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有一定的水分，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入等，那么，差距将会更大。世界银行（1998）在一份报告中认为这部分福利应达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真实的差距接近6：1。这一差距，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见的。在同一报告中世界银行还指出：“36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中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出这一标准。目前国内50个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产等于5000万农民的所有家当。我们不能否认，当城市的富人一掷千金极尽奢华的时候，还有许多农村小孩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有许多农民因看不起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种情形，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改革的成功，都无法离开几代农民的支持和奉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由于走农民武装、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就像摩尔（1966）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大农民又马不停蹄地拉动了国家工业化的重轭，默默地作出奉献，“剪刀差”剪去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几千亿元财产；是他们帮助国家成功地摆脱了低收入国家发展初期所共同面临的投资不足的难题，逐渐建立起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维护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强化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权利基础。最近的20余年，中国农村又率先进行了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不仅以较大的贡献份额推动了农业的高速发展，而且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了希望和启示，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契机；如果没有农村承包制和稍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很难引进今天如此之多的市场机制，从而使资源配置的基础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可以说，正是由于有农村腹地的有力支持，中国从计划走向市场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获得了成功，并在世界范围的改革大潮中一枝独秀，令人注目。此外，作为一个重要的事实，改革以来，几千万名农民涌入城市，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面貌的改变。近些年，中国城市日新月异，变化神速，楼越盖越高，桥越建越多，路也越修越长，一派繁荣景象。然而，繁荣的背后是广大农民辛勤的汗水，是他们廉价的劳动。十几年来，城市职工工资有了大幅度增长，公务员工资更是长了再长，而民工不仅劳动条件恶劣，且工资几乎原地不动，他们苦干两年的工资也许抵不上自己亲手所建的1平方米房子的价值。试想，若是在发达国家，这些建筑的投资将不知要增加多少倍。广大农民不仅在农村建设自己的家园，也用勤劳的双手建设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

毫无疑问，没有人怀疑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农民的巨大贡献，然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