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绪论

20世纪90年代，被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决定性推动力量和经济改革成功的重要贡献之一的乡镇企业经历了一场如火如荼的产权改革。在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初期，鼓励将企业大部分股份卖给企业职工的“股份合作制”被认为是能避免两极分化、有利于吸引职工对改革给予广泛支持、有利于企业解决资本要素短缺、有利于保障产权改革结果的公平和企业职工就业安全的重要措施，股份合作制被视为探索实现公有制有效形式的新途径。从而，将乡村集体企业改制成“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目标模式，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广泛提倡，甚至还一度被中央政府视为城市集体和小型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首选模式。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也认可并推荐这一改革模式。

然而，尽管得到官方推崇，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深化及演进并未遵从其既定的“股份合作制”式的改革逻辑，改革的结果也远离其初衷，突出表现在，虽然“股份合作制”始终被推崇为乡镇企业改革的目标，但在此框架内，作为改制结果最主要方面的改制后企业产权制度安排已使“股份合作制”变得有名无实。预期的企业职工广泛参与^[1]的“股份合作制”并未成为乡村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主要模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90年代末这一模式被经理人员控制（“经理（层）持大股”）所取代。

为什么股份合作企业（或职工所有制）这个自90年代初以来政府所倡导的改革模式，没有成为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主导形式。概要地讲，对此国内外学界有两种不同的假设。一种假设是从提高企业制度安排的效率出发，认为股份合作制计划偏离了改革的正确轨道，因为职工平均持股的所有权结构存在着制度安排上的无效率。这种观点认为企业管理者的激励对于企业经营是至关重要的，职工控制型企业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并且由于企业职工更关心的是工资的高低和工作的稳定性，若其持有大量股份，职工对决策过程具有更大权力，将使企业很难集中精力于财务目标，职工控制型企业的经营目标很难锁定在利润最大化；此外，股权的分散化不利于投资激励，企业将面临投资不足以及职工承担风险过高等问题（周其仁，1998；张晓山等，1998）。另一种假设则是从企业制度安排形式的决定性因素出发，认为产权改革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讨价还价的政治过程，其结果取决于参与此过程的各当事人之间的谈判能力。按照此观点，大多数乡镇企业的职工没有获得股权，主要是由于其在组织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谭秋成，1998；Li，1999，Ho，Bowles，andDong，2000）。

本文研究运用针对改制企业及其职工进行的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2]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本文的结构是：在第二部分首先对产权改革过程中的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改制动机、目标和态度进行理论辨析，以说明产权改革后企业的股份是如何在地方政府、企业经营层，以及职工、社区农民等主要参与者之间分配的。重点在于指出改制后的股权结构实际上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和企业原经理层的态度和需要，取决于地方政府与企业经理层这两个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职工是否参与改制后的企业股权只能是被动的，是被事先决定了的。在第三部分，笔者运用企业调查数据，对职工股份参与程度不同的企业进行分组，分析和检验企业改制及不同股权结构对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所有权结构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以及所有权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最后，在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进行总结，并指出其政策涵义。

二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利益相关者及其博弈

1.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必然性和改制动力

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买方市场的逐步呈现使低技术含量、低投资的乡镇企业竞争策略越来越难以为继；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更有竞争力的农村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和其他合资企业等）的崛起使乡镇集体企业原有的相对传统国有企业的体制优势大大退化；民权意识的复苏以及乡镇集体企业经营层对其自身利益的更多关注导致的改革压力逐步增强；中共十四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确立，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乡镇企业改制的根本诱因和内在逻辑。

企业改制当然有其内生性的改革逻辑，但是，无论企业改制的内生性动力有多强，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对于社会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