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发展会形成一个硬壳儿，这个硬壳儿有人说它是80公里的经济发展半径。假设我们把这个理论半径加以扩展至320公里，就不难发现，我国东部经济发展带恰好落在这一范围内，比如从上海到南京，从香港到广州，从厦门到福州，从天津到北京，从大连到沈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2小时经济圈。这个硬壳儿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它会形成一个自发组织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财富体系，好比是一个圈。

这样一来，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仅以东部为指向的话，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所要付出的发展成本越来越大。正如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曾经举过的例子——凿个洞做菩萨。我国中西部区域的经济发展，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靠凿个洞来做菩萨。1978年以来，我国形成的两个大局的发展格局，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经济，可以说让东部地区把市场的先机占尽了，等到我国中西部再发展的时候，发现满山的都是菩萨了。更为可怕的，这些先前修成的菩萨们不仅占有了市场，而且还要依靠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甚至人才资源。有人讲这是市场经济，统一的市场体系就是这样，只要符合价格机制就可以。由此可见，如若中西部地区坚持往东走的发展思路，不难想象，中西部地区要么搞那些连东部地区都不一定搞得好的所谓高科技产业，要么承担巨大的市场准入门槛成本，再要么干脆就沦落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商品加工基地，随着东部产业的转移而谋求中西部的发展。

西部地区应该怎么办呢？其出路又在哪里呢？我们的观点是向西走，寻求发展的新路子！

所谓向西走，就是要让中西部地区通过向西扩展和延伸，强化该区域的商品化、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化、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程度，就是要面向中国西部、中亚地区、中东地区和欧亚大陆桥经济区开发与发展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就是要依靠近年来逐渐形成的一条新的中国发展大通道，发展我国的中西部地区。

通过向西走发展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较好地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国际战略环境问题，向西走，可以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和谐发展，创造合作竞争的国际战略环境。这是由目前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缘等因素决定的。

二是向西走，可以合理地解决中国21世纪的社会进步、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必须面对的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生态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边疆稳定等问题。我们知道，自公元9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都城东移，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矛盾和社会问题越来越加剧、越来越严重，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分配问题、贫困化问题等诸多问题。

基于这些思考，我们认为，向西走理应构成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大的一次战略转移。但它不同于前些年进行的西部大开发，也不同于以往的西部三线建设，更不同于明清时期的戍边报国，以及追及更远时代的和亲式的西域政策。向西走是一种融经济、政治、文化和地缘为一体的战略大转移。

西部“安”，中国“安”；西部“富”，中国“富”。太多的西部因素，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因素。

根据这一思路和我国“十二五”发展规划，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概括为“蝴蝶模型”。这就是以欧亚大陆桥经济区为主躯干，包括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新疆、山西、宁夏、青海、内蒙古（部分）、西藏等10个省区；由北京、天津、河北组成的环渤海经济区和由辽宁、长春、黑龙江、内蒙古（部分）构成的东北经济区为“蝴蝶”一侧的两个翅膀；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湖北、重庆构成的“泛长三角”和由香港、澳门、广东、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组成的“泛珠三角”经济区为蝴蝶的另一侧的两个翅膀。青藏铁路和兰新线构成蝴蝶的两个胡须。

通过这一模型，使我们更容易看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东西部问题，也是自汉唐以来越来越凸现的问题。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必须下功夫解决好以欧亚大陆桥经济区为躯干的经济发展问题。

鉴于此，地处这一模型中间位置的陕西必须高瞻远瞩，及早识别向西走战略的大转移意图，科学合理地把握战略转移的时机，构筑西安未来发展的优势。

关于经济发展的优势，在经济学理论上，分为绝对优势、比较相对优势、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