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感到有些问题令人困惑。比如，怎么看待社会指标的性质？到底什么是社会指标？社会指标和别的指标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恐怕很难真正全面理解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社会指标认识上有很多没有搞得很清楚的地方，特别是总觉得，社会指标是软的，经济指标是硬的。是不是社会指标必然是软的？如果不是，是什么原因使得社会指标变软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或者说是否有必要把这个社会指标变得硬一点？假设不变得硬一点，能否形成比较科学的小康社会或者和谐社会的指标体系？从我国以往的经验来看，经济指标是硬的，社会指标是软的，可以说由来已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形成一种不言自明的习惯。比方说，我们现在搞“十一五”规划，大概是从“一五”到“五五”都叫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到1985年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很多人提出是否这个计划不要只是叫经济计划，从“六五”开始才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社会这个事情才有人提出，才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的大盘子里。但我觉得，虽然在这个计划里加上“社会”两个字，但从“六五”到“十五”，经济的指标非常明确，很多，很硬，社会的指标常常很软，很虚，也很少。

指标的背后也反映出我国长期以来社会发展处在一种欠账状态，和经济不匹配。我国历来是靠投资拉动和推动发展的国家，但社会事业的投资非常少，占的比例非常低。如果把世界上公共财政的社会投入占GDP的比例划分成五等或六等，中国肯定是最末一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占的比例最高的国家，像北欧的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等国，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一个大家都不大想得到的国家——古巴。这类国家社会事业中仅仅教育和卫生投入这两块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都在20%以上，占15%～20%之间的是德国、法国等一些欧洲的福利比较高的国家，占10%～15%之间的是美国一类的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发达国家，低于10%的都是不太发达的国家，但是包括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其公共事业与社会事业投入占GDP的比例都比我们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出，社会指标软，实际意义可不是一个指标软和硬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状况和经济发展不匹配。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津津乐道的是经济发展速度，GDP年均增长9%，但我们很多社会事业的投入在2004年以前，大体上都是相对比例在降低，而不是在提高。

这种情况就造成了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所谓几大差别，收入差距的拉大，城乡差距的拉大，地区差距的拉大。也就是说，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我国这样，一方面经济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这种增长又伴随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的快速拉大。这种反差如此强烈，在现代化的历史上，在社会发展的理论上很少找得到。所以，经济指标硬、社会指标软的问题，并非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大体上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比方说拉美一些国家，20世纪70年代前后，也曾经有10几年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有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曾达到过两位数。我2005年8月刚到阿根廷、智利，阿根廷一段时期富到什么程度？银行里面的金条都没地方堆，堆在楼道里。然而，很快发生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原因很多，但有一个他们自己都承认的原因就是，经济和社会之间太不协调了。经济发展长期伴随着财富过分向少部分人集中，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拉美一些大城市周围，一圈一圈的贫民区。到底怎么看待社会指标，应该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很值得研究。

中央及时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很多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像苏州、昆山这样解决得这么好，确实非常值得学习。苏州的王荣书记讲道，他们那里GDP已达到人均6000美元，还说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小康，对于这种认识我非常钦佩。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单纯由GDP来衡量，有些国家的GDP水平并不低，如中东一些富有石油的国家，GDP很高，但是社会发展水平很低。我们如果不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对我们国家今后发展的深刻意义，实际上很多问题将很难解决。多年来，我们常讲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