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农村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局面，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消除，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过去的经验证明，仅仅是在农业和农村领域推行的改革措施，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症结不在农业和农村本身，而在于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体制和大的政策导向，这就是常说的要跳出“三农”看“三农”。

但在发展观、发展模式和宏观政策相应调整之际，农业和农村领域推行的各项政策措施也要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跳出“三农”后还要回到“三农”。我们过去强调，解决农业问题，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乡镇企业，促进工业化进程；解决农村问题，要推进城镇化，促进小城镇的建设；解决农民问题，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鼓励农民进城。

当一部分农民转移出去，城镇化进程加速，非农产业发展了，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这部分农民如何发展（如人口达到15亿，城市化率从41.8%提高到60%，农村仍要有6亿人口）？中国的农业如何更具有竞争力，既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又能使务农劳动者的收入增加？

在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大背景下，乡村治理结构应如何改革与完善以保证农村的经济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我们应如何加速农村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建设，使农民的权益更好地得到维护？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议》中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来描述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是对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未来发展蓝图的生动写照，是对农村小康社会的形象化描述。

一 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一）几个深层次、具有一定规律性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根据国际经验判断，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处在工农关系调整的转折时期。调整工农关系，就是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农业持续发展。但中国农业的发展、提高务农劳动者收入面临着几个深层次、具有一定规律性的问题：

①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越来越低。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以上降到2004年的13.1%。

②现代农业的发展，受消费者需求驱动，新科技革命和市场化影响，围绕着农业生产，派生出很多相关联的产业。生产资料供应、食品储藏、保鲜、运输、分割、精深加工、批发零售等产业不断涌现，农业的产前、产后与产中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阶段或环节，在农产品的最终价值中，初级产品所占的份额越来越低。1997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仅为0.79∶1，发达国家一般是3∶1～4∶1，这既表明差距，也意味着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巨大的发展空间（见表1）。

表1 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

2004年，黑龙江提出，要由0.57∶1提升到1～1.5∶1。

农业劳动力转移三个层次：农业内部，从种植业到畜牧业；发展农村的食品加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由于现代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特征，食品加工业将由主要建在原料产地，转移到城市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应伴之以就业结构的调整，在扩展产业链过程中，每多一道工序，就多一道增加值，多一层就业。产业链的形成才意味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完成。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既是实现生产方式变革的有效途径，又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载体。

③随着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专业化的农产品生产者生产经营规模逐步扩大，生产经营活动各个环节的市场化、专业化和商品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他们承受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也更大，收入预期上的不确定性也增大。

在这种形势下，务农劳动者通过何种方式来获取或分享初级产品进入二、三产业后的增值利润？如何减少他们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

无论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目的都是满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