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写进了“十一五”规划，获得了战略性地位。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目标和措施，而且一号文件中提到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每一个举措均与财政转移支付挂钩。人们形象地比喻中央一号文件是一个字字含金的文件。仅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新农村建设有了目标、措施，也有了钱，按照常规程序，就是如何花钱办事了。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我国现有的财政管理体制下，新农村建设的下一个问题，可能不是如何化钱办事的问题，而是如何要钱和分钱的问题。由此必然形成各级政府如何实现转移支付份额的最大化目标与中央政府关心的实现转移支付效用最大化目标的矛盾。虽然近4000亿元财政转移支付不能解决新农村建设的所有问题，但对于建设资金高度短缺的农村，却犹如雪中送炭一样珍贵。应当说4000亿元的转移支付对于启动新农村建是一个有力支点。在大政方针确定的情况下，如何使财政转移支付实现效用最大化，是目前新农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新问题。基于财政转移支出中前车可鉴的教训，我们非常担忧这个问题的有效解决。

一 谨防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三个陷阱

鉴于现有财政体制存在的弊端，在建设新农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上，谨防三个陷阱。

（一）谨防让转移支付“跟着要钱的走”，使转移支付成为向有钱者的支付

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的新农村建设需要财政支付转移的7个分方面，都是解决“三农”问题迫切需要的。应当说中央向新农村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要使财政转移支付实现效益最大化，就是要将有限的资金使用在最需要资金的领域、地区和农村。但是如果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没有一个高度细化的刚性预算约束，仍然是传统的缺乏刚性的自由裁量权很大的预算方案，那么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就很难跟着既定的目标走，可能会陷入“跟着要钱的走”的陷阱。如果财政转移支付陷入要钱者竞争中时，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就必须服从另一个规律，钱向有钱者和有关系者配置。因为要钱需要成本，要钱也需要钱。由此形成的转移资金配置的格局是，那些没有钱、最需要钱的地区和乡村，由于支付不起要钱的成本，在要钱上自然处于弱势地位，得不到应该得到的建设资金，而那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和乡村，不仅有钱，而且关系也广，在要钱公关上处于优势地位，反而能要到他们想要的钱。从表面看，转移支付范围没有超出农村，也没有超越预算规定的范围，但实际上形成的使用效果与最初的目标大相径庭。

（二）让转移支付“跟着试点走”，使新农村建设变成形象工程

抓试点，以点带面，是我们长期以来进行自上而下的运动式管理惯用的方法。试点先行也成为我们启动某项工作之前的惯例。试点也就自然成为资源配置的重点。如果试点真能发挥以点带面的功能也罢，问题是多年来，我们在试点上屡次付出的代价，不是“以点带动面”，而是“以点代替面”。在新农村建设启动后，不同层面和不同类型的试点正在酝酿中，那么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是否会避免“以点代替面”的结果？对此我们表示担忧。在整个管理体制没有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奢望这一次会比上一次好。如果新农村建设不能有效地避免“以点代替面”的结果，那么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向就有可能陷入投资“跟着试点走”的陷阱。如果大量的投资集中在各种各样的试点上，那么中央给予的新农村建设资金所具有的支点作用，启动的不是整个新农村建设，而是“以点代替面”的新农村试点，是一批各级领导的标志或形象工程。

（三）让转移支付“跟着配套资金走”，使转移支付成为增加农民负担支付

长期以来，中央对地方的各种专项投资中，有一个惯例的做法是地方额度配套进行。不论这个做法有何利与弊，但在新农村建设转移支付的投资中，则要充分认识这个做法的弊端，避免陷入让转移支付的资金“跟着配套走”的陷阱。如果要使转移支付“跟着配套走”，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使有钱的地方得到更多的钱，没钱的越得不到钱，使转移支付失去公平作用；二是为了得到投资，通过向老百姓摊派进行硬配套，结果使给予农民实惠的转移支付，变成了变相的摊派。我们主张有多少钱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