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形势

2009年6月28日，洪都拉斯发生军事政变，引起世界关注。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事态变化跌宕起伏，调解过程扑朔迷离。

此次政变的导火索是时任总统塞拉亚提出的一项公投计划。塞拉亚提出，6月28日举行全民公投，就11月大选期间是否同意成立制宪大会、是否同意修改宪法、是否同意举行正式公投征求选民意见。此举遭到议会、最高法院和最高选举委员会的抵制，它们认为塞拉亚的修宪目的在于谋求连任。在临近公投前，最高法院认为，塞拉亚解除军队参谋长职务的做法是违宪的，要求塞拉亚恢复参谋长的职务。此后，国内矛盾不断加剧。在预定公投的28日清晨，军人闯进总统官邸，强行扣押塞拉亚并用飞机将其转移至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议会随即宣布，在11月29日举行大选前由罗伯托·米切莱蒂议长出任临时总统。同日，最高法院作出废黜塞拉亚总统职位的决定，同时还宣布，将按照宪法如期举行总统大选。

政变发生后，国际舆论和塞拉亚的支持者强烈谴责和反对这场政变，不承认由米切莱蒂领导的临时政府。与此同时，被罢免的塞拉亚总统大力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经有关方面斡旋，临时政府与塞拉亚之间展开了漫长的“博弈”。^[1]第一，从政变发生后至美洲国家组织发出限令期间的“隔空博弈”。一方面，塞拉亚坚称自己仍是洪都拉斯的合法总统，并决意重返国内；另一方面，他向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里约集团、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发出了寻求支持的呼吁。上述组织一致声援塞拉亚，美洲国家组织还向政变当局发出了“72小时交权限令”。但临时政府态度强硬，不仅声称只要塞拉亚回国就将其逮捕，而且在与前来斡旋的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因苏尔萨谈判破裂并受到即将被驱逐出该组织的威胁后，宣布退出该组织。其间，政变当局曾阻止塞拉亚回国的专机降落。第二，由美国出面让哥斯达黎加总统调停期间的“当面博弈”。在“强攻”策略未奏效后，塞拉亚转而寻求美国的支持。经美国出面，由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担任洪都拉斯政治危机的国际调解人。但是，三轮谈判都无果而终。临时政府不仅拒绝了调解人提出的让塞拉亚于7月24日回国并恢复总统职务、提前举行大选、组建联合“调解政府”、实行大赦等在内的7点建议，也未接受《圣何塞宣言》中提出的新思路。7月24日，塞拉亚越过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的边境口岸，“象征性”地返回洪都拉斯，导致洪都拉斯国内局势骤然紧张。之后，临时政府于8月向调解人提出了解决洪都拉斯政治危机的建议：在塞拉亚放弃回国复职的前提下，米切莱蒂愿意为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而考虑辞职，并选择第三人出任洪都拉斯总统，但这一建议遭到塞拉亚的拒绝。第三，塞拉亚秘密回国后的“直接博弈”。9月21日，塞拉亚秘密回国，栖身于巴西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内，洪都拉斯国内局势陡然恶化，街头骚乱不断。临时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宵禁。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几经周折，于10月29日签署和解协议。根据协议，议会将就塞拉亚是否复职问题进行投票，双方同意于11月29日举行大选。由于协议没有限定议会表决的最后期限，议会采取拖延策略使塞拉亚试图在大选前复职的希望变得渺茫。继11月27日最高法院作出不赞成塞拉亚复职的决定后，12月2日议会在表决后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塞拉亚复职的希望彻底破灭。^[2]

在历经近半年的政局动荡后，11月29日洪都拉斯举行了总统大选。本次大选的投票率为61.3%。选举结果是：反对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波尔菲里奥·洛沃的得票率为57%，当选总统；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埃尔文·桑托斯的得票率为39%，竞选失败。在大选前，尽管塞拉亚呼吁选民和其他国家抵制这次选举，但选举结果出炉后，美国、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秘鲁等国政府已经予以承认。巴西、阿根廷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员国则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认为选举是在米切莱蒂临时政府任内进行的，因此是非法的，结果也是无效的。^[3]

洪都拉斯之所以爆发这场政治危机，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第一，政变不仅是塞拉亚与反对党矛盾的爆发，还是他与本党内部保守势力政见不合的结果，因为与塞拉亚直接交锋的恰恰是与他同属自由党的米切莱蒂。第二，塞拉亚上台后执行“左转”政策，曾先后加入查韦斯倡导的“加勒比石油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