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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内城商业摊位化”看北京市零售业的出路

    作者:谢芳 出版时间:2003年02月
    摘要:本文主要从“内城商业摊位化”看北京市零售业的出路。内城人口向城四区及郊区迁移已成定局,使得内城密集投资的大型豪华百货商场竞争激烈、难以为继。现阶段北京居民的消费水平决定了“商厦式批发市场”是零售业发展的必经阶段。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也是造成商厦式批发市场“繁荣”的另一个原因。大型商企内部管理的漏洞使其在市场竞争中稍逊一筹,客观上为“商厦式批发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相关。最后提出借鉴与深层次的思考以及对于北京市零售业调整的几点建议。

    最近《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前门商业面临重组”的文章,说的是位于前门大街上的面积达一万平方米的燕京前门商厦在亏损数年之后于2000年将商厦租给浙江容光集团经营鞋帽批发市场,但在该市场开业后不久又再次关门。据说像“燕京前门”那样难以为继的商家不在少数,它们面临的困境是大多数位于内城的大型商企的缩影,这些曾经经营中高档商品的商厦在难以为继之时将楼层转租给从事廉价商品、服装经营的外来商户。而后者,无论其名称是叫“商贸中心”还是叫“批发市场”,都摆脱不了早先“集贸市场”的形象。因此业内人士称其为“摊位制经营模式”,有的经营场所甚至沦为假、冒、伪、劣商品的集散地,其信誉几乎等同与“地摊”。

    处在内城[1]黄金地段的大型百货商场日子不好过,[2]而商厦式批发市场却越开越多,这是北京市零售业近年出现的新现象。这一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北京内城消费结构的变化;而消费结构的变化却隐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化。

    1.内城人口向城四区及郊区迁移已成定局,使得内城密集投资的大型豪华百货商场竞争激烈、难以为继

    在过去的10年中,北京内城地区经历了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市政建设。道路的扩展、居民的动迁,使得一片片古老街区消失的同时,历朝历代积累的人气渐渐殆尽。人口数量变化最大的是八个城区。内城四个老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的人口密度比1990年降低了12万人;而新发展的四个城区(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的人口密度增加了239万人。预测到2010年,内城人口还要再降低39万人,而新发展的四个区的人口将继续增加404万人。[3]

    然而内城人口虽然减少了,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内城地区大建、特建大型商业设施的行为却从未停止过。这就决定了大型豪华百货商厦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最终难逃倒闭厄运。远的不说,去年东三环上又有一家豪华商厦开业,商家标榜的定位是面向月收入3000~4000元人民币的都市白领,可是开张不到一月,媒体以“抢滩开商场、又见客流荒”为题、报道了该商厦缺少客源的尴尬场面。最近靠近崇光百货一处面积为4.5万平方米的“超豪华购物中心”又要竣工。尽管经营者信誓旦旦“只要有好的产品和好的经营方式,就会有消费者”。[4]可是商家忘记了取决商业经营成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

    2.现阶段北京居民的消费水平决定了“商厦式批发市场”是零售业发展的必经阶段

    北京市城市居民大体可分为三种:少数富裕阶层、城市工薪阶层、都市贫困群体。少数富裕阶层约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这一阶层在衣食住行、享乐消费上引领时尚;然而他们该有的都有了,他们需要的更精致、更个性化的消费与服务目前尚不能满足。城市工薪阶层包括公务员、国企职工、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职工,他们属中等收入阶层,本应成为消费中坚。然而据资料显示,这部分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却呈低增长态势[5]。这说明,虽然这几年里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但是工薪阶层对消费的预期并不看好。造成消费预期低的原因是原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福利性消费转为由个人承担的比例逐年上升,居民在医疗、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6]。还有居民的基本日用品消费已趋饱和,消费开始转向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而这类消费不可能一步到位。此外失业压力依旧很大,居民收入虽有增加,储蓄也在增加,表现形式就是“持币待购”。这就决定了工薪阶层在豪华衣着、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不会跳跃性增长,而这些则是传统大型百货商厦的主打商品。另外自内城动迁以来,原有布局合理的商业结构遭到破坏,而符合居民消费水平、质量信誉使消费者均满意的业态并没有真正出现。普通消费者都有这样的购物经历,看中的商品买不起,买得起的商品又看不上。高收入阶层对于零售业现状就满意了吗?也不尽然。高价并没有带给消费者高质量的服务,说“符合城市居民消费层次的、质量信誉均有保证的业态没有真正出现”,并不是夸大其词。

    3.外来务工人员、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也是造成商厦式批发市场“繁荣”的另一个原因

    北京的建设项目离不开外来务工人员,这些流动人口在北京城市人口中的比例逐年上升。这些人多数来自农村,生活因陋就简。因此经营中低档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