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扩大内需的政策手段的选择与配合问题

在扩大内需、启动经济的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策手段的选择与配合。1996年以来，在实施“软着陆”的后期和“软着陆”成功之后，中央已在金融领域陆续采取了一些松动性启动措施，比如几次降低利率等，但这些措施对于刺激投资、启动经济来说，效果不太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层面看，不少人士提出，货币政策“失灵”了，应主要依靠财政政策。从实践层面看，近几个月来，中央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同货币政策相结合，加大了启动力度，其效果正在显现。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说货币政策“不灵”了？另一个问题是，在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关于货币政策为什么“失灵”，人们多从转轨时期的体制原因来解释。在信贷资源比较宽裕、存大于贷的情况下，银行为什么“惜贷”？这是由于银行商业化改革逐步深化，要更多考虑资产和贷款的质量。在利率下降、信贷资金供应不再那么紧缺的情况下，企业为什么“慎借”？这是由于企业政企分开的改革逐步推行，要更多考虑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应该说，这都是改革中的进步。但由于转轨尚在进行，机制尚未完善，相互磨合的过程还未完成，因而产生对利率反应不够灵敏的现象。不仅当前为治理经济偏冷而降低利率时，碰到这个问题，前几年在治理经济过热而提高利率时，也有“不在乎”、“欠反应”的现象。整个来说，这个问题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市场、企业、银行等机制的进一步完善，逐步得到解决。

对货币政策“失灵”的另一种解释主要是在学术界小范围内议论的，最近报纸上也有所讨论，就是中国是否也出现了“流动性陷阱”，以致货币政策不起作用了？这是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对日本经济的分析中引发出来的讨论。

所谓“流动性陷阱”包含这样三层意思：第一，经济处于严重的萧条之中，名义利率已下降为零或接近于零。由于利息收入太低，人们宁愿持有现金，而不愿持有债券、票据进行投资。第二，这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名义利率的进一步下降已失去作用，因为名义利率不能为负。第三，由此，利率对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回升也失去了杠杆作用。按照传统凯恩斯主义观点，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时，货币政策不起作用，只有靠财政政策来启动。

克鲁格曼认为：日本经济已经陷入这种“流动性陷阱”，名义利率如隔夜货币市场利率已降低到0.37%，几乎接近于零利率。他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靠传统的货币政策（短期的货币扩张），还是靠传统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减税），都不能使日本经济摆脱困境。他主张采用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即大量印制钞票，造成一个长达15年之久的4%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实际利率为负，来刺激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他认为这是日本摆脱当前萧条的唯一出路。

克鲁格曼的文章在国际上、在日本均引起了关注，同时，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关注。目前我国经济中也存在某些对利率下降反应“不灵”的现象，我国是不是也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呢？我们认为还不能这样说。这是因为：

其一，在“流动性陷阱”状态下，利率的杠杆作用失灵；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凡是利率杠杆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都是“流动性陷阱”。到目前为止，我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利率的市场化已开始起步，利率对储蓄、投资和消费的调节作用也已开始有所发挥，但就整个金融市场的发育以及决定投资与消费变动的主要因素来说，利率的杠杆作用还没有像发达市场经济下那样灵敏，也没有像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手段那样有力。也就是说，利率对投资和消费的灵敏调节作用还没有充分形成。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利率没有充分发挥其灵敏的杠杆作用，主要是因为体制转轨尚未完成，利率变动对投资和消费变动的市场传导机制尚未充分确立，而不是因为我国经济已经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其二，我国经济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处于严重的萧条之中。日本经济自1992年以来，基本处于零增长状态；特别是1997年，GDP为其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负增长（-0.7%）。而我国经济增长率自1993年下半年以来虽然逐年平稳回落，但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的1998年，仍保持着比其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