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面临着大调整，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大调整。这是一个时代的共同主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据此，1998年能否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从这一点出发，与其倾全力争保8%，不如顺应潮流，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中国经济的大调整上。这件事情做好了，中国经济还会出现至少10年的快速增长。

一、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后的大调整时期

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后，本应重新启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政策和刺激措施。事不遂愿，经济继续走低，预期普遍看淡，增长回升乏力，短周期波动显然解释不了，一些长期因素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潜在生产水平可能并未降低，但经济不断下滑和物价持续负增长表明，90年代高增长的实现方式和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进入了高增长后的大调整时期。

1.支持90年代高增长的两大因素

一是超高速的投资。高投资带动了经济的高增长，突破了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同时带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机械加工和家电行业的设备闲置率高达40～50%。不仅如此，高增长以高通胀为代价，同时产生了经济“泡沫”；通胀下来了，“泡沫”却变成呆、坏帐留在经济机体里。这种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重在数量扩张，很难持久，迟早要进行经济大调整。

二是出口带动。特别是1992年以后，改革加快，开放扩大，出口激增，出口结构改变，中国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基本上完成了外向型发展的调整和转变。与此同时，外资大量进入，成为中国投资的重要来源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可以利用外部资源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快速的大规模的外向转型，也使中国经济易受外部冲击。

2.高增长的制度条件及其变化

90年代的高增长是在市场化改革加快的情况下实现的。经济主体得到了调整，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国有企业随着公司化改造奠定了全面改革的制度基础；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土地从无偿变有偿，低价变高价，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融资体制改革，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成为投资推动的突破口；开发区的广泛发展，加快了开放的步伐，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推进和深化，一方面成为加速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另一方面也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首先，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从计划经济下的瓶颈制约，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制约，经济周期波动的性质也从计划周期转向商业周期，宏观经济运行调节的重点也从防“过热”转向防“过冷”，虽然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影响还很强大，但不能放松对“过热”的警惕。

其次，竞争的加剧，贷款约束和企业预算约束趋硬，与产能过剩同时出现的是大量职工下岗待业，与企业大面积亏损相伴而生的是企业的过高负债和银行的不良债权，国家风险集中且系统性风险加大。化解国家风险成为当务之急。

再次，改革从增量调整开始，进入存量调整阶段，外国跨国公司的进入，也迫使国有企业作出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涉及到很多深层次问题；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量的非国有经济，其固有缺陷进一步暴露，只有在改革和调整中得到弥补和改善，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3.高增长的国际环境及其变化

首先，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在国际环境的巨变中发生的。中国乘冷战结束之机完成了从内向到外向发展的转变，继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之后，中国华南和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也加入了出口导向的行列。亚洲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推动模式过分膨胀的结果。中国虽避过了这场灾难，增强了风险及其防范意识，但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增大了中国发展的困难，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

其次，亚洲金融危机既暴露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局限，又对依靠高投入推动的高增长提出质疑，同时也对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提出挑战。如果说在出口导向和高投入的增长中，政府主导起着重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那么，在这二者改变以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如何行动和发挥作用，就值得重新研究。中国处于市场化进程中，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也在转换和调整。这没有先例，也不易做好。

再次，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