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和中国关系的发展，常被认为是东盟外交成功的典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东盟长期以来对亚洲另外一个崛起的大国所进行的外交努力，这个大国就是印度。尽管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东盟国家与印度关系比较疏远，但是如同与中国的关系一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盟和印度的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992年，印度成为东盟的“部门对话伙伴”（sectoral dialogue partner），由此双方建立了正式关系。随后，1995年12月在曼谷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上印度比中国早一年被升格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full dialogue partner）。1996年7月，印度成为东盟地区论坛（ARF）的成员，并首次出席了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后续部长会议（PMC）。2002年，第一届印度—东盟峰会召开，这意味着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已经上升到最高级别。2003年10月8日，印度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2005年，印度还应邀参加了在吉隆坡举行的首届东亚峰会（EAS）。

对于东盟—印度关系迅速发展的原因，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运用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权力平衡”来解释。学者们常常引用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的以下言论来支持他们的这一观点：“我们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地位受到这两个经济体（指中国和印度）的推动。东盟就像一架大型客机的机身，而中国和印度则是两侧的机翼。如果双翼振翅高飞，机身也将腾空而起。新加坡正是机身的一部分。”^[1]

当然，不可否认东盟与印度的接触存在现实主义的考虑。从印度广阔的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高科技及其可以作为平衡中国崛起的力量等方面考虑，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但是东盟对印度的积极接触政策中的认识变量（ideational variables）因素也必须加以考虑。

本章的目的在于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考察冷战后东盟国家和印度的关系。本章认为，在东盟—印度关系中，东盟的以下规范发挥了显著作用。

（1）通过建立一个重视参与者的关切和利益的共享和关怀的共同体（a sharing and caring community）来吸引印度；

（2）通过“留面子”（face saving）和示范作用（model effect）而不是尖锐的批评或“单方面的说教”（one-way lecturing）来体现出一种“安静外交”（quiet diplomacy）的精神。

一 东盟成立前的亚洲地区主义与印度

当我们今天讨论亚洲地区主义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印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独立初期就是亚洲地区主义的一个积极推动者。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那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了冷战时期。世界上形成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国家，印度优先考虑的是保证国家的统一（integration of country）和维护国家主权。结束了数百年的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的印度迫切希望改变当时的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因此在取得独立以后，印度的政治精英们确立了印度外交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两点：

（1）团结两极以外的第三种力量；

（2）在两大阵营间保持独立以寻求印度的最大利益。^[2]

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将这种外交的主要特点称之为不结盟和不参与任何军事联盟。同时，尼赫鲁也强调，不结盟并不意味着不参与国际事务。他认为，亚洲和非洲新独立国家应该是印度推行外交政策的主要借重力量。^[3]

正像印度学者穆尼（S.D.Muni）指出的那样：“在印度独立的第一个十年，它曾试图利用亚非国家力量影响当时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和战略秩序。它的目标是争取国际关系更广泛的民主化，帮助政治上弱小和经济上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自由获取现有经济资源和机会。因此，20世纪50年代，亚非国家是印度外交的主要舞台。”^[4]

印度在其独立之初，十分重视发展对亚洲各国的关系，积极参与了第一次只有亚洲和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印度还与中国共同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这些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行为准则。同时，印度对于推动亚洲各国间的区域合作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46年9月6日，尼赫鲁作为临时政府首脑做的第一次广播讲话时发表的重要声明中就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愿，他说：

我们属于亚洲，对于我们印度来说亚洲人民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更亲近。印度的地理位置如此特殊，它是连接西部、南部和东南亚的枢纽。过去，它的文化传播到这些国家，并且在很多方面成为了周边国家学习的榜样。这些联系正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