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观察（2013年春季号 总第2辑）

导读：对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有多种解读。本文试图以主导中西互动长周期的“西方主义”（Westernism）来解析中国外交的现状。“西方主义”是对西方主要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的描述，其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是以一个主要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来分解和应对复杂的政治世界。在“西方内战”期间（1618～1991年），各种西方思想流派均按自身价值判断寻求各自理论和实践的最高纯洁度（或极端性）。20世纪以来，中国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认同或借鉴了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告别了西方主义中的极端成分，在传统与现代、国际化和中国化之间寻找自我并造福世界。然而，中西在理念上的碰撞由于中国日益强大和“非西方化”，以及西方“硬”实力相对下降而趋于尖锐。中国近期的外交困境，凸显了中西理念上的冲突以及中国话语权的缺失。

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外交上高调介入中国周边问题，军事上启动“海空一体战”（Air-Sea Battle），经济上加速建构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体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借此“重返”亚太。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的互动，似在由“战略互疑”^[1]和战略竞争，滑向战略防范以至战略对峙。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战略中对华遏制的冲动和成分都在增长。2008年以来，西方金融危机加快了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进程。中国实力的骤然增强，带来的却是外部环境的恶化。^[2]

国力强大与外交困境相伴是正常还是反常？中国国力的提升为何伴有话语权的缺失？中国势必要在“孤独中”崛起吗？^[3]中国的“和谐世界”观念为什么难以得到西方认同？如果说受利益驱动的西方可以勉强接纳但并不乐见一个经济强大的中国，那么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会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一个非基督教的、非西方式民主的、奉行独立外交和拥有独立核打击力量的非西方大国，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于中国现阶段外交困境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五种截然不同的论点。

·一是认为中国内部决策不力，透明度不够，加之贪官怨民和高涨的民族主义，使近期中国外交顾此失彼，外交资源的巨大投入与微量产出不成比例。以此开出的“药方”是“攘外必先安内”。^[4]

·二是外部尤其是美国因素所致。早在奥巴马执政初期，若干外交界元老（基辛格、舒尔茨等）就建议新任总统奥巴马更多地关注亚太。^[5]而美国军方近期推出的“海空一体战”，则是由美国国防部在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领导下的“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最新版本。^[6]由此可见，美国此轮“重返”亚太，起因是中国太强力、崛起速度太快，而非中国国内的“乱象”。另外，某些美国外交决策人士（如希拉里·克林顿）的政策取向，也在相当程度上使双边关系难上加难。^[7]

·三是各说各话的“战略互疑论”，认为中美之间多年来广泛而深入的交往，双方非但未能建立对对方长远目标的信任，反而对对方的战略意图疑虑日增，而这又对双边关系具有“缓慢的破坏性”。^[8]

·四是西方学界的中国传统文化“缺陷论”，认为中国与周边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等级观念，以及儒教文化中重关系（relationship）轻规则（rules）的传统。这使中国与邻国，包括中国的盟友和伙伴之间不可能建立平等和稳定的关系。^[9]

·五是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认为中国的地缘环境与欧亚大陆的主要国家类似，任何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势必招致邻国的疑虑和反制；这与中国国内的政体性质和社会环境毫不相干。相比之下，处于两洋和弱邻之间、地缘环境优越的美国则可坐山观虎斗，以逸待劳。^[10]

上述诸种论点从不同角度透视了问题的症结。然而中国目前的外交困境还有更深层文化和认知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在中西文明交流和碰撞的层面上提出和解析问题，进而为历史性崛起的中国在面对复杂和并非友善的外部环境时，提供一个可供继续探讨的话题和视域。为此，本文以西方开创和主导的国际关系的思想体系为切入点，试图以“西方主义”概念来描述西方自身发展以及与非西方关系的轨迹，以此解释西方政治行为中所表现的“分”（divide and separate）的常态，及其在观念和政策操作上与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