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工流动的历程

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中呈现出比较清晰的阶段性变化。

改革伊始至1984年为第一阶段。基本特点是，农民流动意愿薄弱，流动的规模甚小。其一，从农户主观来看，人民公社体制对于农民的控制刚刚废除，农民自由流动的意识初步觉醒，这种觉醒还带有几分迷茫；其二，从农业内部看，土地的分户承包经营大局初定，绝大多数农民的劳动热情都凝聚在农业领域，对于开辟社区外就业机会无暇多顾；其三，从农业外部来看，乡镇企业尚未进入高速成长时期，城市由于体制变革动作滞缓，城门没有打开，客观上农民的自由流动空间狭小。所以，在这一时期，从流出角度来看，率先参与流动的主要是农村中素有走南闯北传统的能工巧匠和敢领外出务工经商风气之先的青年男女；从流入角度来看，较早吸收外来劳动力的主要是最早开放的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据估计，若以出县为流动标准，改革之初全国流动就业的农村人口不超过200万人。据我们的典型调查，江浙一带的农村劳动力较早外出务工经商，其中尤以温州人的流动就业最活跃，以从事手工业、小生意为主。1984年时外出人数由文革后期的几万人扩大到19.8万人，其中出省超过10万人。在北方，山东的桓台县是著名的“建筑之乡”，1984年时该县外出劳动力由改革之初的0.6万人发展到3.8万人。同时，劳动力的流动半径也比较小，多以近距离流动为主，如深圳特区最初的外来就业人员，除成建制进入的内地建筑队伍外，自由流入的主要是本省的粤西如茂名、肇庆，粤北如韶关、清远等地的农村劳动力。（据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关于28县劳动力流动状况的调查资料。）

1985～1988年为第二阶段。基本特点是：参与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总量迅速扩张，但并未形成波及全局的社会震荡。这个阶段是农村经济尤其是农村非农部门迅速成长的时期。首先，乡镇企业在此间异军突起，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由改革之初的缩小趋势转而出现逐步拉大，这种区域不平衡不仅为农民的流动提供了强劲的驱动力，同时也提供了较广阔的就业空间。其次，正是在这一时期，农村改革在放开搞活的方向上继续深化，明确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与此同时，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改革的重心由农村移向城市，城市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尤其是第三产业逐步允许农村人进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半径迅速扩大，长距离移动大范围展开，中西部开始由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东部。据四川省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1987年全省出省农村劳动力47万人，1989年达到68万人（据199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发言资料）。劳动力的流动半径也迅速扩大，跨省就业增多。1988年，东莞县的外来劳动力已增到32万人，相当于本县劳动力总量的半数，其中近30%来自外省（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的调查）。在这个阶段，尽管劳动力流动的增长很快，但由于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沿海地区的吸纳能力较强，表现在流出与流入方面的不相协调并不突出。所以，从全社会来看，并没有感受到流动引起多么强烈的多方位冲击。

1989～1994年是第三阶段。基本特点是，流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长，年均增幅均在10%以上，高时达20%以上，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震荡。流动不再仅仅是农村农民的事情，也成为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关注热点。1989年初春，中国爆发了首次“民工潮”，社会舆论大哗，持续涌动数年。这种“潮”在人们的感觉上有些突兀而来，但是从内在背景来看前后两个时期的情况是不同的。前三年，由于治理整理抑制了乡镇企业的就业增长，刺激了农民外出寻找就业机会的冲动；城市经济的不景气和城市政府对于进城农民的刻意清退，客观上又造成了一批留不住又回不去的农村劳动力，因而在人们的感觉上似乎到处都是盲目流动的民工。事实上，北京市的外来人口1988年约有100万人，1989年清退后才有70万人，但从治安、交通、城市管理等方面的感觉来看，比起拥有300万外来人的今天似乎麻烦更多。后三年，中国改革发展的步伐骤然加快，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迅速推进，就业需求大增，拉动了巨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到1993年，四川省流动劳动力达到870万人，其中出省500万人，安徽省流动劳动力5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