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家族企业得以复苏和勃发，其数量由少到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形态日渐成熟，且发展形式丰富多样，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学者们不遗余力的调查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家族企业的认识，并在一些方面已达成共识。但这并不能完全掩盖人们对这一问题在认识上的分歧。澄清这些分歧，有助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将有利于家族企业在实践中健康发展。本文拟就其中争议颇大的三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 家族企业在转轨期的中国是权宜之计，还是适应性制度安排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跨越时空即跨越社会发展阶段、跨越国界的企业组织，不仅在市场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就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也毫无例外地活跃着一批现代家族企业。转轨期的中国家族企业，由于产生、成长于经济转轨这种市场经济欠发达的环境中，因而除了具有发达市场经济中一般家族企业的共性外，更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特殊性。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取代了市场、家庭等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全国就好比一个巨型工厂，各种资源要素（包括人力资本）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国家计划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配置，家族企业缺乏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空间。有人说，市场经济思想在中国人头脑中早已行之有年，甚至可追溯几千年的历史。但市场经济在中国真正提出，公认的看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为标志。经过二十多年的发育，市场经济在中国已初见端倪。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的普及会因改革方向的确立一蹴而就。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既是推动者，又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阻碍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许多权力部门搞市场经济的热情变成收费和罚款的热情。也就是说，在转轨过程中，最大的利益集团就是来自政府的许多权力部门。对许多权力部门而言，与其说它们在搞市场经济，还不如说它们在‘利用’市场经济。”传统计划体制的“惯性”使得处于发育中的市场经济远未脱离计划体制的束缚。

理论家的灵感来源于丰富的实践。家庭既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单元，又是各种经济活动的天然场所。在中国，即使在“狠割资本主义尾巴”和“严打长途贩运”及其余波尤存的计划经济年代，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础形成的各种经济组织从未真正绝迹过。但这些以家族企业为主体的组织形态只能模拟生物界的“拟态”和“保护色”，在国家政策许可范围内，打擦边球，以突破思想禁锢，从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边缘逐步显现出来。始于恢复家庭作为经济单元的农村改革，犹如一张供家族企业发育的特制温床。利益的驱动再加上由个人生活经历、知识素养、特质性判断力和价值观所构成的企业主（家）心智模式，使企业主（家）具有强烈的创业冲动和适应性创造力；传统家族制度中的等级制度和“尊上”、“服从”观念，被顺理成章地转换为企业主（家）权威；家庭内部利他主义的存在，使彼此间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和一体感，从而形成密切合作的“公共知识”。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家族企业能低成本创业。在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中，最早闯险滩的是个体家庭企业。当理论界在探讨商品经济姓“资”姓“社”时，温州家庭作坊已呈星火燎原之势；当理论界在讨论股份制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时，广东家族企业早已发行了第一张股票。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试验色彩，政府本意是让它们在国有经济之外扮演“边际的、填补空缺的角色”。然而，家族企业具有市场主体的天然本能，以其适者生存的机制适应转轨经济环境，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稳了脚跟，并逐步取得了法律上的“牌照”。可以说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向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家族企业成功的实践。

由是观之，在研究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时，丝毫不能脱离中国经济转轨这个最大的“特色”。离开其赖以存在的特殊环境而就家族企业论家族企业，将难以跳出笼统地进行利弊分析的窠臼。从经济转轨这一角度看，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不仅不是权宜之计，反而是一种适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富有活力的企业组织。

改革开放之初，家族企业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也没有取得社会的认同，它们或游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