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我国，不论东、中、西部，不论哪个阶层，包括公务员系统，对收入差距问题的议论都很多。归结起来，无非是两大问题：一是怎样认识收入差距，二是能否缩小以及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本文拟依据近两年来的调查，对收入分配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怎样认识目前的收入差距

当前关于利益关系的调整，有几个问题需要好好研究。为什么大家对利益关系问题反映这么强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目前大家的关注点，集中在收入差距的大小上，当然，差距大小是问题的基础，但未必是问题的关键，更不是问题的全部。

描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一般认为以0.4为警戒线。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结果，我国的基尼系数曾在1995年和1998年超过了0.4，但从2000年以后，连续地、大幅度地上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估算，2000年为0.417，2001年为0.440，2002年为0.470。来自不同方面的数据有所不同，但对总的趋势看法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自2000年以后，基尼系数在超过0.4的高位上继续攀升。

收入差距的大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造成差距在高位上持续拉大的原因，以及与差距过大相伴随的经济社会问题。比较而言，基尼系数如何算得准确，以及基尼系数本身的局限性，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科学讨论取得一致的；而要认识和消除差距拉大的原因，解决与差距过大相伴随的经济社会问题，就难免意见分歧甚至对立了。而后者对于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意义，更为直接，更为关键。

因此，现在围绕收入差距和利益关系调整，应该提出来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收入差距的大小本身和对于这个差距拉大的认可度。从世界各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来看，有的国家差距大一些，有的差距小一些，收入差距的大小固然是一个问题，但这里面有一个对于差距拉大的原因的社会认可度的问题，是不是合理致富，特别是暴富群体能不能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道理非常简单，如果问大家，奖励水稻专家袁隆平几百万元，大家同意不同意？相信大多数人会非常赞成。如果要问对某一些靠权力、靠其他一些手段暴富的人，那看法就不一样了。所以，实际上，未必是老百姓有什么红眼病、仇富心理，应该承认，广大群众对合理的收入差距是愿意接受的。大家对贫富差距过大的忧虑，归根到底是对于所谓权力经济、对于那些不规范不合法的牟取财富的行为及其结果不认可。所以，既要重视收入差距的大小，更要重视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既要使收入差距回归到合理的区间，更要重视解决非法收入、非法致富问题。这两个问题有联系，也有本质的区别。

二是收入差距和分配秩序的关系。收入分配问题，差距只是一个方面，分配秩序混乱也是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社会矛盾。理顺分配秩序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也许，缩小差距一下子很难到位，需要一个逐步的过程，但是，分配制度搞得正规、规范、严肃一点，分配秩序更合理更健康，那是完全应该的。我们现在要有差别，但也不要有那么多不必要的差别。差别不仅有合理不合理的问题，也有必要不必要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差别都是必要的，有些差别真的需要好好研究。比方说，同样是国家公务员，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到底差别以多大为好？能不能谁有钱谁发，谁钱多谁多发？同一个职级的干部，收入差距可能达到两、三倍。显然，在这种差别中，贡献大小已经不起主要作用了，这样的分配制度显然是不合理的。我们现在公务员系统的退休金和企业的退休金差别很大，离休干部的退休金和退休的差别很大，不同部门和行业也有不少差别。这些问题，原因很多，不是说完全不应该有差别，但是如果差别太大，无形中就产生了很多矛盾。本来社会保障是为了消除矛盾，如果制度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差别还会造成一些矛盾，那就没有多大必要了。

收入差距确实不一定有一个很严格的尺度。我们现在说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是矛盾凸显期，这是有道理的。但这只是一个大概的界限。是不是人均超过3000美元就万事大吉了？不一定。苏东剧变的时候，他们中有些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也有一些国家，例如古巴，她的人均GDP并不高，社会却长期保持稳定。所以，除了要重视对收入差距的社会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