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是新世纪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署，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社会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因而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而要低成本的构建和谐社会，重要的抓手和战略举措之一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健康的城市化^[1]。

所谓积极地推进城市化，就是充分认识城市化在我国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努力探索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途径，而不是把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和失误作为限制城市化的理由，不能把城市化必须支付的成本作为城市化的负效应加以渲染和误导。所谓稳妥地推进城市化，就是充分认识我国实现城市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力戒急于求成和浮躁冒进，正确评估城市化的约束条件和成本与收益，既不奢望在短期内解决城市化中的所有问题，也不能奢望城市化包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难题，而是立足于现实，长期艰苦奋斗。所谓健康的城市化就是坚决反对只要农村经济要素（土地、劳动力等）的城市化而排斥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坚持拆除城乡制度壁垒、城乡平等分享城市化成果、城乡和谐、较少社会震荡的城市化，而不是脱离农村发展的城市化和城市的农村化。

（一）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物质基础有赖于城市化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必须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人均物质财富占有水平，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劳动者剩余（我国已经具备了这一条件），依据是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本质是以空间换时间。在古代，城市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地位、满足安全和生活需要的产物；在工业革命时代，城市是工业聚集的产物，是工业化的载体。在后工业化时代，城市不仅仍是产业中心、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而且是人居中心、知识创新中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心。积极稳妥地推进健康的城市化，有利于提高社会要素在国土空间上的整体配置效率，增强综合国力，解决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这一当代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现代城市不仅为经济要素配置提供空间，推动经济规模扩张，而且为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提供平台，推进经济的内涵增长，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目前的城市建成区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35%，但容纳了1/3的人口和2/3左右的GDP产出。工业化以城市化为载体，两者互为动力、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把农村工业的优点提升到不适当的高度，试图以农村工业化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大任；片面夸大小城镇的长处，过度渲染城市病，试图以小城镇化完成城市化的大任等等，将支付极高的分散工业化的成本，即一个没有城市化支撑的工业化要支付极高的社会成本。中国工业企业原材料、能源消耗高，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分散化布局、农村企业占工业产出的40%以上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上个世纪末我国农村工业开始了向城镇和向园区的集中。不仅如此，推进产业集中化和集群化，降低能耗、减少排放，发展循环经济、洁净生产，建设基础设施等，也要重视空间聚集问题。一方面城市因为公共基础设施聚集而有较低的产业成本。另一方面，产业空间聚集产生新的城市。城市化进程将引发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有得有失，但得大于失。当然，如何实现低成本的城市化和较少社会振荡的城市化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但城市化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层面则是确定的。

（二）城市化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持久支持力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任务。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最大难点在于农村的相对不发展，而农村的相对不发展的更深层根源是城市的相对不发展，城市带动农村的能力还不够强大。“三农”问题是我国协调发展的瓶颈，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城市化。

中国尚有7.4亿农民，是城市人口的1.5倍。农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