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但是，如何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通过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我们正面对着来自国内外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尖锐挑战，其中包括在一些基本理论和认识问题上遇到的挑战。

（一）要充分注意西化政治主张与西化学术倾向的关联

2005年10月，我国政府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首次以政府文告的形式阐明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全面介绍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进步和成就。这一白皮书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肯定，以及大多数学者和网民的赞同和支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针对白皮书、针对我国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质疑和攻击。

例如：流亡美国的自由化分子胡平在其《简评中共民主白皮书》中说：“民主就意味着政党轮替，民主就意味着领导权的开放竞争。”“中共一方面承认民主是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又把民主的公认定义和标准撇在一旁而自己提出一套截然不同的定义和标准，这实际上是否认民主的普适性，也就是否认民主本身。”胡平的上述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集中为一点，就是以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作为体现“民主普世价值”的唯一模式，以是否接受和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和制度模式作为判断标准，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境内的一些媒体也发表了不少持类似观点的文章。

例如，境内某地方性报纸以“重申和重温中共的民主追求”为题发表社论说：“不同的国情，有着同样的民主要求，也要有同样的建设努力。国情性的特色路径，最终是要走向普适的民主。”北京某高校和一家外国基金会合办的网站刊发题为《难道我们不能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吗？》等文章说：“民主不应该再戴上阶级斗争的帽子，在当代世界，民主应该有其普世价值”；“民主没有东方西方之分，只有真假之分、多少之分、有与无之分”，“世界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有已经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实行的民主，有这里所说的普世价值的民主”。

在2006年春北京西山召开的一次“改革走势”座谈会上，一些在社会上有相当知名度的专家学者声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当前和今后的主要问题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北京某大学一位法学教授在该座谈会上宣称，这个目标就是中国将来一定要走“多党制度”、“新闻自由”、“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的道路，“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为此，他明确表示：“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等等。

与此类直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主张相比，在理论界、学术界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是：不加鉴别地接受和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和学术话语、概念和方法，用来描述、分析和评价我国的改革实践。

例如：在政治学和行政学领域，长期以来，用所谓“从人治到法治”、“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等这类来自西方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形容和概括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已成为学术界习以为常的流行话语。最近，有学者在一家地方党报上用“物本行政”、“全能行政”、“经验行政”、“低效行政”、“管制行政”、“暗箱行政”、“人治行政”、“缺信行政”、“轻责行政”、“非廉行政”等所谓“十大特征”，概括和评判我国政府和行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理论界、学术界在采用理论概念和学术话语上的这种西化现象，虽不是直接的政治问题，但其不良影响和危害不容忽视。照抄照搬西方学术理论范式和方法，不仅不能正确地反映、评价和指导我们自己的实践，而且往往会造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曲解和改革方向的误导。听任这类食洋不化的学术观点长期充塞课堂和学术论坛，将导致谬种流传、贻害无穷。

所以，我们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西化政治主张，也要对理论上、学术上的西化现象保持必要的警惕和足够清醒的认识。西化政治主张和西化学术倾向虽然性质不同，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言必称西方，以西方的学术理论眼光和标准来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