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历史实际上并没有以某种发展模式的胜利而宣告终结，历史在重新开启。一方面，欧美社会民主党人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重新探讨“第三条道路”的问题，试图在传统的“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之间，寻求建立一条试图超越老派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中左”的路线，以应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迁。韩国学者近年来也在探讨“第三条道路”问题，他们反对文化霸权的“市场帝国主义”，但既不满意二元对立的社会批判主义，也不满意一味结构现代性而无建设的后现代思潮。他们试图塑造东方的、儒家的、民本的和中庸和谐的“第三条道路”。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替代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策略始终存在。“东亚模式”和“东亚价值”是其中的一种，但往往被人认为带有拒斥西方普遍价值的东方保守主义色彩。

“中国经验”的产生，在世界范围内使人们重新思考和审查历史发展前景的可能性。因为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东方现代化”道路，是开放的、包容的、走向文明融合而不是文明冲突的道路。中国一系列的国际国内政策所显示的走大国和谐兴起道路的决心，将会改变和修订“西方现代化”的逻辑。

概括地说，中国经验主要有以下一些基本要点。

1.渐进式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普遍规则

“渐进式”改革，这个早已被人们讨论过无数遍的似乎已经陈旧了的概念，实际上至今仍然在决定着中国改革的步骤。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点，是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通过试点、“双轨制”和微调进行体制改进、过渡的办法。这种改革方式的优点，是政府比较容易控制改革的进程，把改革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与基层自下而上的创造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校正改革的步骤，使改革在不断深入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展开，都凝聚了很多基层创造的改革经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从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扩展和推进，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户籍体制、单位体制、立法体制、基层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改革都在不断地进行。

渐进式改革也有它的缺点，就是改革的摩擦成本较高，新旧体制的交替要经过一个较长过程，其间往往容易造成制度的真空和无序局面。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各地的情况都有各自的特殊性，在要求“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一方面政府要求各地服从统一的发展战略安排，另一方面政府又很难掌握充分的信息来制定使各地都能够顺利操作的具体方案。所以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中央的政策在执行中与原有的利益格局产生冲突和矛盾，致使政策的落实出现扭曲和变形，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市场发育初期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改革中产生的权钱交易现象、公益部门出现的变相违规收费、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鱼龙混杂情况等，都是“摩擦成本”较高的表现。

从改革初期到今天，尽管一些国内外的机构和学者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很多批评，或者认为中国已经到了改变这种改革方式的时候，但中国从价格的双轨制，投资的双轨制，到通过“下岗”体制向失业体制的并轨，到汇率向浮动制的渐进过渡，“渐进式”至今仍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反而越来越认识到，渐进式改革大概是一个大国在“稳定优先”的前提约束下，规避改革风险的有效办法，它实际上是对改革的代价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分散风险。但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表明，要使改革成功，建立新体制比打破旧体制要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

2.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

除了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的发展不同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及苏东转轨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主题，往往使人们把社会结构的变化单纯视为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或伴随现象，而实际上，社会结构的转型本身，就是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力量。中国与苏东国家相比，除了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改革的步骤和目标的巨大差异，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巨大差异，就是社会结构的差异。苏东国家在改革之前，基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