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是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投资率低于储蓄率却反映了我国经济长期处于内部失衡状态。这种失衡一方面使得我们总是面临着通货紧缩之虞，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长期的外部失衡，即长期的经常项目顺差。为了恢复经济的内部和外部均衡，减少经济波动导致的产出损失和福利损失，需要稳定投资，加快金融改革。事实上，投资一向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要保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我们必须保持投资的高增长；要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我们必须首先维持投资的稳定。因此，我们认为，投资增长率剧烈波动固然值得警惕，支持投资的金融机制才是更需要认真研究的紧迫问题。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仅是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投资剧烈波动和经济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巨幅的波动会加剧不良资产的反复积累，威胁金融稳定。由此可以看出，解决经济失衡的治本之道在于加快金融改革。

（一）金融体系缺陷是经济失衡的主因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主要依靠金融体系。因此，由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而引发的经济失衡必然同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在这种格局下，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所有风险几乎都是由银行来承担的，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储蓄与投资的期限结构严重“错配”。我们知道，“借短用长”是银行运筹资金的基本格局。但是，用流动性甚强的储蓄存款来支持流动性很弱的中长期贷款毕竟有其限度；一旦出现银行存款期限缩短或者银行贷款方出现期限拉长的趋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就会积累大量的流动性风险；一有风吹草动，潜在的流动性风险就会变成支付危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国最近几年恰恰发生了银行存款的平均期限逐渐缩短，而银行贷款的平均期限却逐渐拉长的趋势。

第二，在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下，金融风险的分担机制也是不对称的。一方面，银行必须履行其对存款者的全部提款责任；另一方面，银行还须承担其贷款违约的所有风险。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的全部恶果事实上都以不良资产的形式累积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同理，本轮经济波动中的各种风险，一样也会在银行中形成新的不良资产。我们看到，这种苗头已经出现。

由于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业，为了保持金融稳定，监管当局以及银行业自身自然会对贷款的发放持谨慎态度。可以看到，随着1994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以及1995年中央银行法的通过，因“倒逼”机制而长期存在的银行业“超贷”现象逐渐得到控制，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被控制在其资金来源的范围内，存贷比自1995年2月份开始即一直低于100%。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由于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控制日益加强，同时，也由于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在不断增强，存贷比迅速下降，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惜贷”现象。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尽管贷款增速一如既往地呈现出顺周期的表现，但存贷比依然呈现下降势头，尤其是在当前经济景气呈现一定程度的逆转情形下，更是如此。

存贷比下降是银行业规避风险的金融层面的反映。在实体经济层面，由于储蓄向投资转化主要依靠银行业，因此，与存贷比下降相对应的必然就是投资率小于储蓄率。银行业规避风险的行为不仅在总量上导致投资小于储蓄，而且，由于银行业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追逐以及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漠视，广大中小企业长期面临着信贷配给问题。这无疑压低了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

（二）应该“稳定”而不是“压制”投资

在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时，一个必须注意的事实是：投资一向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无论理论上存在多少疑团难以消解，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现实：要保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我们必须保持投资的高增长；要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我们必须首先维持投资的稳定。

一段时期以来，为了探讨宏观调控的方略，很多研究者将2003年以来的物价上涨与我国历史上的历次物价上涨状况进行了比较。这当然是有意义的。然而，在我们看来，对于当前面临的问题来说，我们似乎更应当将2003年以来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