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研究宗教在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我国建构和谐社会，进一步在全球化进程中扩大对外开放，增强综合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一）开展这种研究的重要性

民族宗教无小事。我们党历来重视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并善于将民族宗教问题放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形成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为支撑、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认识和政治策略。在新世纪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面对的挑战和任务要求我们与时俱进，进一步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升我们对于宗教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随着苏东剧变和“9·11”事件所带来的世界格局大变化，宗教作为社会群体的一种信仰和组织形态，已经在国际上成为地区发展与安全的焦点和国际关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格局的变化推动国际秩序进入新的转型期。传统的国家安全理念扩展为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信息安全与文化安全四个主要方面，安全威胁的多元化改变了以往国家之间不是盟友就是敌人的局面，而安全关系的多重化则使国家之间虽然在传统安全领域相互敌对，但却可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成为合作伙伴。这固然造成国际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但也把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对于全球化秩序的预期以及制定全球化秩序的立场不同，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及其文化表述。宗教作为利益诉求和文化表述的重要形式之一，既引发了形形色色的冲突，也在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整合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因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中不仅形成了经济成分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利益群体多样化的格局，而且我们党和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治国方略，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圭臬的新的发展战略。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要加强统筹兼顾，使各种社会构成要素在结构上优化，不同利益群体在互动关系上形成良性循环的过程。这不仅会避免和减少结构失衡与利益冲突给社会改革与进步带来的摩擦阻力，降低社会成本；而且会形成一种被人们称为“软国力”的社会资本^[1]，并不断使这种社会资本在给社会各界带来福祉的同时，得到社会各界的反哺而不断增值。增强综合国力，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而且包括“软国力”这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建构和谐社会是一个宏大战略和社会工程，这意味着处于社会结构中的各种要素之间要形成某种良性互动的关联。虽然在社会发展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平衡，但是如果宗教这个要素始终不能与其他社会要素形成良性的互动，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那么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建成。所以，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指明了今后我国社会进步的方向和基调，而且为宗教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总体思路。今后我们在应对和处理国内国际的宗教问题时，都应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基准来理解问题和谋划策略。

三是我国现有1亿以上的信教群众，“五大宗教”都有日益增长的趋势。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和社会资本增值等方面的两重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宗教在文化发展战略上形成总体性的把握。

宗教在我国社会将会长期存在。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宗教在社会各阶层间、国内各民族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关联。既有丰厚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又有深广多面的精神资源，同时，还是民族融合的纽带。在中国历史上，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也没有血雨腥风的宗教迫害，但宗教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体系。作为社会组织，宗教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过诸多角色，既发挥过建构作用，也发挥过解构作用；既提供过正值的社会资本，也提供过负值的社会资本。

构建和谐社会和应对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1亿多的信教人数在总人口中接近10%，很多人据此认为少数人的宗教信仰无关大局，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消解。实际上，宗教问题（特别是由宗教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和群发事件）给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往往超出所涉及的人群数量。它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推动和破坏，并由此造成的精神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