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交往的历史很悠久，而一般所说的历史问题，是指近代发生在中日之间的不幸的战争历史。日本自明治维新国力强盛后，将朝鲜强行变为其殖民地，并对中国进行野蛮的侵略战争。而战后，是否承认那场战争的性质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是否接受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是否承认日本的战争责任等，就成为日本是否接受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试金石。历史问题的争论就是由此发生的。

（一）

对日本战后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战后日本社会的各层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认识。认真进行反省和谢罪的进步力量一直在努力，但坚持战争期间的“皇国史观”而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保守势力也始终存在。但是，中日间关于历史问题的不同认识在战后比较长的时期似乎还没有激化，这是什么原因？

从日本政府的层面看，因为在日本投降后，二战中参加对日作战的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了正义审判，而是否接受对战争犯罪的审判是日本能否回到国际社会的基本条件，所以日本政府通过1951年缔结的《旧金山和约》第11条表示了对战犯审判的态度：日本国接受远东国际审判法庭及盟国在日本国内和外国的法庭上对战争犯罪的审判。日本表示接受审判回到国际社会后，由于追随冷战时期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使中日间政治关系尖锐对立，历史认识虽有分歧但没有讨论的条件。1972年中日间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做出了“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正式表态，中日从经济、文化到政治方面的友好关系获得了发展机会。多数有影响的日本政治家能够把握中日友好的大局，对历史问题的表态比较冷静与克制，所以历史问题也没有激化。

从日本国民的层面看，在日本战败投降初期，出于对战争与军队的厌恶，以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日本国民对以陆军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和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批评，明确这些人对发动和扩大战争负有直接责任。伴随这一批评，在这些知识分子中也曾涌动过一阵反省战争的思潮。著名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男针对知识分子曾经积极支持战争的态度提出了“悔恨的共同体”的概念，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的概括。这是因为战争期间在当权者的压制下，多数日本人为了保护自己而迎合了当权者的战争政策，或直接鼓吹战争，或从侧面支持战争，还有的对反战者进行告密。尽管有人并没有积极地为战争服务，但也缺乏斗争的勇气，没有明确地对战争表示抗议，更没能阻止战争。“悔恨”其实是知识分子对曾经允许错误战争横行而导致悲惨的失败结果的反省。

知识分子的这种反省有积极的意义，因为“战争中的记忆与悔恨，是后来行动的动力”。在这些反省的知识分子中有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和教师，他们对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更为深刻与彻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导致侵略战争发生的重要社会原因是以“皇国史观”为中心的日本的历史教育。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下，日本的历史教育在战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对越南的战争还从反面教育了日本的年青一代，他们通过对越南战争的批评而思考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与加害性。在当时的民意测验关于日本对华战争性质的回答中，认为是侵略战争的占一半以上，而回答自卫战争的只有一成。特别是以家永三郎先生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就历史教科书中是否记述日本的侵略暴行的问题进行了长达32年的教科书诉讼，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正确或比较正确地反映历史事实的历史教科书陆续出现，甚至一度占据了主流。

日本知识界关于战争责任的上述反省，特别是坚持对“皇国史观”进行批判，必然会触及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对广大日本国民来说，他们对战争的侵略性和日本的加害责任的认识是薄弱的。他们的反省还主要是出于厌战的考虑，是站在战争被害者的立场，而不是建立在加害者的立场。日本的和平思想固然有价值，但是其最重要的思想基础是“再不要发生战争”，“不要把我们的孩子再次送上战场”。仅从这一立场出发是有局限性的，难以抵御来自保守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

而在日本学术界流行一种所谓“无构造”的历史观，即不关心历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