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是人类生存的一项基本需求。迄今为止所产生的各种正规或非正规社会保护方式，原本都是出自于人类规避自然、经济和社会风险的需求。那些欠缺经济和生命安全保障措施的个人、家庭或群体，在面临老龄、患病、伤残和其他灾害风险情况下，即为脆弱群体。当一个社会处于激烈转型的时期，大多数成员的生计都会因此而增添更大的不确定性。此时的社会保护体系将不仅仅是帮助脆弱群体应对经济风险的常规安全设置，而且还是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关键性政策工具。这一点，笔者在观察俄罗斯社会保障体系变革时感受良多。以下根据2000年10月和2006年9月两次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所做的笔记展开讨论。

（一）“社会稳定器”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历了举世瞩目的经济体制“休克疗法”、与政体变动相联系的苏联解体和接踵而来的金融危机等等。此间每一重大事件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烈性破坏。然而，尽管这些危机对百姓生计产生沉重冲击，俄罗斯的社会秩序并未崩溃。这其中包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保障体系发挥了类似“稳定器”一般的作用。

这个体系建立于苏联时代，其特点一是覆盖全民，二是覆盖项目广泛，生育、医疗、工伤、失业、养老等等都在内，正所谓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地”，处处有国家照顾。苏联解体之时，俄罗斯与世界上其他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相似，全民公费医疗和国家及企业养老制度在人口老龄化来临的情况下难以为继。加之苏联原有社会保障体系管理效率低下，解体后经济大幅下滑，更增加了维持这些制度运行的困难。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给普通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贫困发生率从危机前的20%上升到危机后的38%，贫困率最高点曾接近45%。面对这种情况，俄联邦政府的主要对策是加强社会援助，并着手进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改革。

（二）社会援助项目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男性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0岁。这一变化，标志着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对此，普遍的解释是俄罗斯在实行“休克疗法”的过程中，广大民众尤其是男性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因生活水平下降和心理压力突然增大而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强化社会救助，可谓是俄联邦政府扭转这种趋势的药方之一。

俄罗斯联邦、省（区）和市三级政府都设有社会保护部门专司社会援助事务。重点援助项目是儿童津贴和贫困户住房补贴。1998年危机期间，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和农场职工家庭。据统计，在那些至少有3个孩子的家庭中，93%的家庭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时，有权享受社会援助者高达一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8.4%。与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不同，俄罗斯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2000年每个儿童每月可领取58卢布^[1]的津贴。2006年，笔者从莫斯科一位宾馆服务员纳塔丽亚那里得知，随着经济好转，儿童补贴已经增加到一年2000多美元。俄罗斯冬季严寒，因此住房补贴深受关注。居民户住房支出若超出其月收入的20%，超出部分由政府支付。儿童援助对普通家庭生计的影响，从纳塔丽亚的口述中可见一斑。

案例1 宾馆服务员纳塔丽亚

纳塔丽亚（音）40多岁年纪，家有4口人：她和丈夫以及一儿一女。丈夫原为一家医疗器械厂的技术工人，每月工资17000卢布（相当于640美元）。最近几个月因不想工作而离岗，在此期间无须纳税也没有申请社会援助。她介绍，莫斯科市政府对失业者每月提供社会救助金。纳塔丽亚和丈夫都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纳塔丽亚的社会保险税从工资中直接扣除。她每个星期只工作3天，月工资为17000～18000卢布。

纳塔丽亚的儿子今年20岁，上过11年学。上学期间不用交学费，也不用交书本费。学校为了节约资源，给学生发放的都是使用过的课本。目前，儿子正在学做厨师。女儿今年6岁，在公立医院出生，在社区幼儿园受照料，全都免费。政府对养育小孩有奖励和补助，但是领取程序很麻烦，纳塔丽亚只领了应得的一部分，大约相当于每年2000美元。

至于家庭支出，纳塔丽亚认为日常消费项目都不算贵，例如暖气和用电，但是汽车保养和汽油费都太高。因此，她家虽然有辆汽车，但已老旧，平日根本不使用。

（三）养老保险与老年福利

自1992年始，俄罗斯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始向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转型。企业（机构）和从业者必须缴纳社会保